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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面对荷尔斯泰因字字追心而又逻辑严密的四句疑问，威廉确实自己都难以说服自己去续签《再保险条约》了。

第一点，当俄奥发生战争，德国不用说必须站在奥国的一边，这几乎是全体德国人的共识，即便俾斯麦也不例外。如果和俄国联手对付奥国，且不说会造成南德诸邦的离心离德，问题是当奥国失败后，德国下一步该怎么办呢？东面是一望无际的斯拉夫人海洋，西面是耿耿于怀的法兰西共和国。半**统治下的德意志帝国还有还手的力气吗？即便兼并了奥匈帝国的奥地利部分，并获得地中海的出海口，但是德国的国力和军力依然不足以同时击败两个大国，也注定无法在俄法两国的夹缝中获得强势地位。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在英国的怜悯下永远保持着欧洲“大陆强国”的地位，说的难听点就是永世甘为英国的马仔。

第二点，在法俄两**方频繁接触的情况下，威廉确实无法完全信任俄国的承诺，毕竟命运只有掌握在自己手中才是最可靠的。俾斯麦时代，德国还只是一个小国，在机遇大于风险的情况下，必要的军事冒险是值得的，但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德国已经完成统一，并成为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此时的军事冒险，胜利了收获不会比以往更大，但一旦失败，德意志民族就会遭受灭顶之灾，回到分崩离析的老路上去。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相信俄国比相信英国更加危险。

第三点，各国的外交官都是本国的精英，在智力上绝对不会比常人差，所以“空头支票”这样的简单道理，谁都明白。但问题是，俄国甘心收获德国的空头支票，其所图究竟在于何处呢？

第四点，自从1871年德国统一以来，俄国人惊异的发现以往自己身边听话的普鲁士小弟不见了，代之以比自己还要强大的统一的日耳曼人的民族国家。任谁都不会乐于见到这种状况，所以，从那时起俄国的民间便涌现出强烈的反德浪潮，这种浪潮伴随着泛斯拉夫主义的盛行，给于俄国当局以很大压力。其实历任俄国沙皇都很清楚，要想保住皇位和贵族阶层的利益，一定不应和奥国发生严重冲突，否则即便胜利了，民族主义浪潮也会把**制度下的俄国上层建筑完全冲毁。但是，舆论和民意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以至于政府难以获得回旋的余地。

“荷尔斯泰因阁下，您说的这些固然有道理，但却并未抓住问题的本质。《再保险条约》对我国的唯一价值就在于，条约断绝了俄法两国达成进攻性同盟的可能。目前来看，俄法两**界虽然有过几次接触，但还谈不上密切。而且法国是共和国，是曾经把他们的国王送上了断头台的国家，任何一位沙皇从心理上断然不会愿意和这样的国家交往，这是其一；其二，法国的一届政府最多干上两年便已经顶天了，任哪个大国都不愿和这种政府频繁更迭的国家结盟，所以我们只要向俄国表现出适当的友善，俄国人便不会做那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进一步逼迫俄国，那么俄国未必不会气急败坏和法国人结盟；其三，法俄两国在近东问题上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而这也正是我们的发力点，俄国只有在获得我们的支持后才能在小亚细亚保持对奥斯曼帝国的强势地位，进而有朝一日让安德烈旗飘扬在君士坦丁堡的外海上。从以上三点分析，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只要我们表现出适当的友善，俄国断然不会和法国结盟，如此，我们便达到了目的。而且俄国在近东的企图不会因为吉尔斯的下台而终结，所以只要沙皇的目光始终瞄准东方，那么吉尔斯之后俄国外交必然还会由新的亲德派人士掌管。”赫伯特也不愧是外交老手，几句话不仅反驳了荷尔斯泰因的观点，而且还让自己的观点牢牢站住了脚。

“既然您清楚法兰西是共和国，而且政府更迭如此频繁，那么您也应该知道俄法即便达成同盟，也不会有太强的效力，所以我们自然也就不必惧怕；此外，当俄国挑衅奥国，迫使奥国主动攻击俄国，这种情况下，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如果我们这样三心二意的行为被奥国所知，奥国是否也会向法国靠拢，以制衡我国呢？虽然现在不是200年前的七年战争的时代了，但两个天主教国家结盟依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荷尔斯泰因迅速做出犀利的反击，同样直指问题的核心。

“在我看来，奥国的实力不够强，我们和奥国结盟主要是借助奥国来稳定东欧的斯拉夫人，而不应当向他们承担太多的义务。威廉皇帝陛下理应保持俄奥两国仲裁者的身份。”赫伯特考虑了一下说道，这是俾斯麦首相临终前的原话。

“《再保险条约》理论上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安全，但实质上却使得我国的外交局面更加复杂。俄国的外交和军事政策向来鲁莽，一旦他们在近东问题上和英法发生尖锐矛盾，我们又当如何？届时，奥国如果出于对我们的不信任而占到英法一边是可以想见的结果。历史就又回到了克里米亚战争的原点，那一次，我们可以选择中立，但这一次我们还能置身事外吗？如果欧洲爆发全面战争，我们只会是俄国人的挡箭牌。退一步说，即便我国失去了俄国人信任，而使法俄同盟达成，但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我们将因此加深和英国的友谊。对致力于发展海外殖民的我国来说，在太多事情上需要英国的帮助，两年前，当东非的土著人暴动，如果没有英**舰的帮忙，我们可能已经失去了对德属东非的控制。所以，我觉得，与其和俄国结成这种不可靠却会带来无数麻烦的同盟，倒不如寻求英国方面的友谊。基于英、意和英、奥的传统友谊，我认为即便欧洲大陆形成了法俄同盟，那么在一般问题上，英国也会站在德奥意三国同盟一边。”荷尔斯泰因冷静的说道。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荷尔斯泰因男爵您真是太会说笑了，这个一般性经验在一百年前可能还管用，但现在的欧洲是五大国时代，对德国来说既没有绝对的朋友也没有绝对的敌人。至于寻求和英国人的友谊？您还是不要再说了，如果英国人靠得住，母猪都能上树了。”

赫伯特风趣的话语让众人听后一片哄笑，赫伯特紧接着道：“在七年战争的最后时刻是谁出卖了我们；在第一次拿破仑战争结束时，又是谁想把我们作为牺牲品；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又是谁把我们当枪使，这个世界上我还没有发现有比英国更加狡猾的国家。”

荷尔斯泰因听了赫伯特的话，不仅一个微笑的表情都没有，眼睛甚至都没眨一下，之后他依然无比平静的说道：“侯爵说的不错，强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俄国帮助我们是因为他们需要来自德国友谊，以成就他们在东方的事业；但对于我们来说，为了获得俄国的友谊却冒着惹恼奥国甚至英国的风险，这无论如何都是不划算的。”

就这样，两人你一句，我一句，足足辩论了整整一个小时，临到最后谁也未能说服谁。威廉听到最后头都大了，却依然难以做出判断。

按道理说，历史上卡普里维拒绝续约，造成了德国外交严重的被动局面，但那只是两三年以后的结果，期间还发生了很多事情，所以德国外交的被动和《再保险条约》有多大关系还很难说。再者说，续签《再保险条约》真的是德国外交战略的最优选择么？

第十五章　瓦德西和戈尔茨

要说当下心情最好的德国人，恐怕瓦德西算是其中一个。

新军事法案的通过达成了他的夙愿，俾斯麦首相的去世则让他在登上权力巅峰的道路上少了一个大大的障碍。

瓦德西将军出身德意志军事贵族世家，父亲和外公都是将军。普法战争前，瓦德西作为总参谋部一处的上校军官被派驻巴黎担任大使馆武官，在这个职务上他搜集了非常详尽的法**事、政治情报，正是因此而引起总参谋长毛奇的注意和欣赏。战争爆发后，瓦德西回到德国却没有上战场，而是担任威廉一世国王的副官，虽然没有战功，但是给国王和宫廷留下很深的印象。

他强烈的自信心和不凡的人格魅力以及永不懈怠的工作热情得到了老国王的极高评价。

战争结束后，瓦德西在第10军参谋长的任上迎娶了一个漂亮的美国富孀，这一点，让他在贵族上层讲究排场的交际圈很受欢迎（有钱就是好啊！）。到1882年，毛奇物色自己的接班人，因为对瓦德西才华的欣赏和他的家世背景而选中了50岁的瓦德西，任命他当军需总监。

毛奇当时已经八十多岁，又对瓦德西完全信任，所以瓦德西可以全权处理所有的总参谋部事务。

因此，到1890年为止，虽然瓦德西只当过3年正职的总参谋长，但实际上掌握总参的时间却要长得多。

威廉在皇后奥古斯塔的帮助下，努力找寻“失去的记忆”，以帮助自己建立人际关系网和幕僚集团。

瓦德西的能力和政治野心，即便奥古斯塔不说，威廉也是非常清楚的。毕竟此人担任过德国的总参谋长，对第二帝国的历史进程有过一定影响，所以威廉在前世便有所了解。

从1882年开始，瓦德西全面负责总参谋部的旅行训练，并创新性地使旅行训练成为检验战略和战争计划的手段。而在此之前，老毛奇只用旅行训练来检验战术、地方安全和行军组织等次要**务。瓦德西在1885年组织的东线旅行训练在德国乃至世界军事史上都是值得写上一笔的。这次旅行训练是世界上第一次由参演双方自由对抗的战略层级的战争演习，而且演习地域与德国东线战争计划中的设想地域一致，因此构筑了一个真实的作战地理环境。演习的规模也由以前的军级提升到集团军级。

当时德军在平时的最高军事单位是军，在战时则由两个或以上的军组成集团军，因此一个集团军级的演习就要假定至少出兵6万人，在当时这个规模是非常大的。另外，瓦德西要求演习指挥部不向对抗双方提供对方的真实情况，而在此之前的军事演习中，敌对双方的兵力及部署情况是公开的。这样，瓦德西就构筑了一个真实的作战心理环境，使战争迷雾第一次降临到军事演习当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高的成就。

与此同时，瓦德西在追逐权力的道路上也一刻不曾停息。在1883年担任军需总监的时候，他便越过战争部以及首相俾斯麦取得了直接面君的权力，这是老毛齐想都不敢想的。之后，他耍弄权术，把自己的两个手下分别扶到了战争部长和皇家军事内阁主席的位置上。1887年，他甚至提出对俄国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并指示驻维也纳使馆的武官就此联络奥国，此事让正在极力促成《再保险条约》的俾斯麦大为光火。

眼下的危机时刻，威廉确实需要一位敢想敢干，并能驾驭全局的总参谋长来辅佐自己，瓦德西是唯一的人选。

不过，时任军需总监的施里芬伯爵和时任德国驻土耳其军事顾问的戈尔茨男爵也进入了威廉的视野。

前者在瓦德西之后担任总参谋长长达16年之久，著名的“施里芬计划”更成为德国总参的象征之一。后者则是普法战争后崛起的德军中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其超前的眼光堪称当时无两。

戈尔茨出身于东普鲁士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在他两岁的时候，他父亲被迫卖掉了祖传的地产，在他六岁的时候，他那个在普鲁士军队服役19年还是个中级军官的父亲因霍乱死在但泽。1861年以少尉军衔加入驻柯尼斯堡普鲁士陆军步兵第41团，后进柏林军事学院进修，以学员身份参加了普奥战争并负伤，战后进入总参谋部工作，普法战争其间在血王子卡尔·腓特烈的第二军团服役，参加了边境交战和梅斯包围战和最后的扫荡巴黎外围战。1878－1883年在波茨坦的柏林军事学院任军事史教官并晋升为上尉。在研究普法战争史的时候，他发现，这次战争并不是当局让全世界军事史学家相信的那样是一次短期的速决战，实际上巴黎包围战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加上甘必大组织国民自卫军在外地的抵抗，新的法兰西共和国已经能够动员国家意志进行人民战争，德军在此期间的损失不低于对法国正规军作战。妄想以后对法作战还是一次简单的速决战是不现实的。由于他揭露出可怕的真相，违背德**方的主流看法，因此被赶出了军校，下放到部队。德军中识货的人还是有的，老毛奇把他找了回来，称他为20年后必定是德国总参谋长的人物。他又回到了军事学院，当了5年讲师，进一步深入阐述他的论点。期间出版了两部经典军事名作，从《罗斯巴赫到耶拿》和《武装的人民》（另译为全民皆兵），尤其是后者，开创了开创了人民战争的概念。为他赢得了不朽的声誉。他没有预料到，正是他的这些观点使他成为德国20世纪军国主义思想之父之一，因为遵循这一思想走下去，一切国家的和人类的关系都将最终归结到战争之上。戈尔茨对可能出现的新的“耶拿会战”怀有一种恐惧，这种忧虑在当时法国的军事文献中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的。出于道德方面的考虑，戈尔茨坚持认为，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可以进行战争，当然战争一旦爆发就可使用任何手段

当德国总参谋部成为世界的样板后，许多国家以德国总参谋部为目标改组了他们的战争机构。1883年，同时有两个东方国家的军队来向德国陆军要人培训他们的军队，土耳其和日本。戈尔茨当时是大尉军衔，比梅克尔少校（后曾担第二军需总监，战术水平一流）还低一级，但却派往了对德国更重要的土耳其。他也是唯一负有政治使命的顾问。12年间，他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度里，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对于土耳其宫廷弥漫的不可救药的贪污受贿风气，手握德国武器进出口采购权的他杜绝了一切腐化拉拢行为，尤其重要的是，他说服苏丹，将有前途的土耳其青年军官送往德国去培训，这样，他就造就了新一代土耳其军队的骨干核心力量。他的成功是如此明显，土耳其政府不断授予他荣誉称号，从首席帕夏到授土耳其元帅军衔。1897年的希土战争成了他改革成果的试金石，新的奥斯曼帝国陆军把希腊军队打的落花流水，只是靠英国和俄国的干预希腊才免除了亡国的恶运。

1896年，戈尔茨返回德国并晋升为中将并指挥陆军第5师，1898年升任主管筑垒的工程兵总监，1902年指挥第一军，他本是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伯爵之后德军中声望和能力最强的人，但他和施里芬战略观点迥异，他是陆海二维战的辩护士，主张在西方采取守势，而向东方发展直抵遥远的亚洲；认为英国是德国未来众多潜在敌人中最为强大的一个，应予以打击。当进入暮年的冯·德·戈尔茨从新闻界获悉，施利芬因其制定的计划而获得“统帅”美名时写道：“我们已堕落得太深了。”德皇威廉二世以他性格太强，无法控制为由选了续位居第四，性格软弱的小毛奇继任总参谋长，主持实施施里芬计划。1908年大演习后升任上将，1911年与施里芬伯爵一同被被擢升为德国陆军元帅，同年退休并创建了右翼的青年德国联合会。

一战爆发后在19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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