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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第1页）

是啊，那是个特殊的年代，那是个特殊而又特别的年代。那是个狂热的年代，那是个狂热而又疯癫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里，一切为政治服务，一切又无不染上浓厚的政治色彩。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以政治为准绳，人们的情感也莫不以政治为基石。因而，人与人的关系、情感出现了可怖的变态、病态、畸形。父子决裂、夫妻离异、朋友对敌，都是为着政治；而婚姻、友谊、情感的产生也可能完全为了政治。这种事情，今天的青年是无法理解和不可思议的，然而在当时，却是那么正正常常、那么自自然然、那么合情合理。唉，我们这代人实在太傻气、太幼稚、太驯服，也太没有自我意识了。

“真的，如果没有我在中间插棒槌，白皪她肯会回心……”

我在桌下用脚使劲踢林书梅。

“嘿！都一大把年纪了，有什么关系嘛！”林书梅只顾说下去“如果你们言归于好，石市长还是能拉一拉白皪的，也许不至于，不至于弄得这般……如此……”

“不，那不是我们某一个人的力量可以办到的。”石元砥垂下头，“痛心啊！痛心！”

三人都沉默了。

十四　白云苍狗　昙花一梦风光尽（二）

“浩劫”前后，一整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不是深入也是灌满了每个人的心里。绝大多数人们是接受了它，包括那些信仰马列主义几十年，出生入死干革命的老干部。不是吗？他们在受到指责、批斗、*时还要真诚地检讨自己。他们绝大多数人的觉悟是在“九。一三”之后。试想，那些年轻人，那些红卫兵会怎么样呢？他们年轻，既缺乏实践，又缺乏理论，因而缺乏辨别能力；他们思想活跃，更容易接受新东西，更容易与时代的节拍产生共鸣，而他们的思想基础又是在“左倾路线”教育下，被浸红了的，所以他们更容易接受那些理论。一大群出于对伟大领袖的无比热爱和崇拜、对恩人和救星的无限感激和爱戴的孩子，在人们都不敢怀疑、逾越的“左”的信条的桎梏下，在政治思想的强大压力下，在一哄而起和唯恐落后的社会潮流下，他们身不由已地被卷入了“文化”的“大革命”的漩涡。他们时刻想着表现自己的激情，时刻想着献出自己的忠诚，抱着“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以鲜血和生命誓死捍卫”的牺牲精神做傻事、蠢事。可是，他们还自以为是在“文化”的“大革命”那个大舞台上，表演着“威武雄壮的活剧”呢。另外，过去对于个人的尊严、生命的尊贵不够重视，也是运动中造成残酷的人身伤害的原因。

一九六七年二、三月，党中央连续发出文件，要求“小学开学”，“中学师生停业外出串联，一律回本校，一边上课，一边闹革命”，“大专院校师生一律返校，参加本院运动”。然而这些《通知》、《意见》、《规定》如同一张张空文，没有发挥丝毫的实际效应。一些红卫兵若离弦的箭，回不了头了。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四月，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领导小组又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通知》的首条即是“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同时提出“各学校应该遵照毛主席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的指示，要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教学的班、级、系的系统，大联合，建立革命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当时，混乱的局面还在持续发展，相当数量的学生还散在社会上，而学校的干部和教师都是因受批判和审查，不能正常工作，因此很多学校不能复课。一些学校则出现了以派为基础的复课——由各派组织将本派的师生组织在一起授课、听课，代教、实习。为数不少的红卫兵，几乎个顶个都是响当当硬梆梆的铁杆分子（不论哪一派），继续去搞“派斗”，继续为“夺权”拼搏。这些红卫兵，是处于狂热、派性颠峰的人，他们仿佛是被巨大的推动力送上了特定轨道的行星，只能沿着那个特定的轨迹运动，外力已很难改变其方向。因此，红卫兵运动仍然在发展（尽管参与的数量减少了）。公平地说，他们中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不是存心与中央相对立，大多数人也不是为了个人捞一丁点儿什么东西。而是因为他们的责任心过于强烈、史命感过于沉重，故而痛切地感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而是因为他们被时代的疯狂所同化，故而发生了精神错乱，不知自身为何人，自体居何位了。他们中间好多人还是孩子，“给个棒棰就当针”的孩子！当然有极少数人是头脑膨胀，想捞取点儿个人资本，或者原本就是“别有用心”。另外，也有少数人本质上就是无政府主义，乘乱干坏事，就像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名著《蝇王》里面的那群孩子，那群杰克带领下的本性中丑恶暴露无余的孩子。

后来毛主席对美国朋友斯诺先生说：我惹了个大祸，不知如何收场。这也许是一则笑谈，也许是一句真心话。此话语无论为何者，这个“大祸”恐怕是指红卫兵运动。是不是毛老人家对红卫兵有些头疼了呢？他们年轻气盛，思想单纯，目光犀利，观点尖锐，善于发现新苗头；红卫兵头上没辨子、屁股上没尾巴，一身轻松，无所顾忌，因而总是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所以他们在群众中很有影响性和号召力；所以他们这些人安定与否对整个局势至关重要。偏偏这些人置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他们的警告（“现在是红卫兵小将犯错的时候”）于不顾，也即是置中央战略布署于不顾，继续干扰“夺权”。直到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四日，全国著名的红卫兵组织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还在闹派性，搞武斗，分裂出一个“四。一四兵团　”。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根据毛主席指示，北京六十多个工厂组成三万余人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宣队）”，浩浩荡荡地开进派性斗争激烈的清华大学，去整顿秩序，制止武斗。以蒯大富为首的清华大学红卫兵与“工宣队”一度发生了严重的对抗，工宣队死亡五人，受伤七百三十一人。第二天，毛主席接见北京红卫兵领袖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说：“文革两年，你们现在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搞武斗。工、农、兵们都不高兴。”“你们叫我失望”，“而且，你们叫中国的工农兵感到失望”。

这样，红卫兵才停止与工人对抗。

八月二十五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应该依照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校逐步管起来”，“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入各学校”。八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登经毛主席修改审定的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文章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的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家管理学校。”于是乎，全国各地，纷纷派遣“工宣队”、“军宣队”、“贫宣队”进驻各个大、中、小学校。

至此，自一九六六年八月兴起的红卫兵运动，经过整整两年的“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宣告结束　。一代红卫兵，一代斗士，訇然倒下！在一片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毛泽东思想又一伟大胜利！”的狂呼中，百万大学红卫兵　，近亿名中学红卫兵　、小学红小兵，訇然倒下！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十四　白云苍狗　昙花一梦风光尽（三）

正像石元砥所说，我若早早急流勇退，可能什么事情也没有。但是，我像一匹拴在“运动”战车上拉帮套的驽马，身不由已地听从驾车人的鞭子，尽管有时也撒撒欢、尥尥蹶子，但终究得屈服于皮鞭子。在大势所趋下，一九六八年十月我校各派联合了，跟着筹备成立校革委会。在革委会成员名额分配和名次排列上，我们“造反派”的怨气是可想而知的。“造反派”派出生入死打天下，胜利的果实却被众人瓜分了。学校的革委会不是“三结合”，实是“四结合”——革命干部、军宣队、工宣队代表加上革命群众代表。而名次最末的革命群众代表还要各派对等，所以造反派在其中实际只占五分之一。仅仅一个“群众代表中造反派与保守派名额对等”这条，就足以让“造反派”七窍生烟了。一些战友叫嚷着“要斗争”，否则我们就白“造反”了。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你想，毛主席定的原则，谁改变得了呀？有人说我是“私心作怪，权欲膨胀，为了自己进领导班子而屈服了。”真是冤枉！且不说当初起来“造反”时我没有想到要当什么领导，有生二十年以来我的脑海中也从未闪过当“干部”的念头。但是今天我真想进领导班子，必须进领导班子，否则我的革命性是不彻底的，否则我对我兵团的战友是不负责任的。一、因为那所谓的革命干部原本也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的思想觉悟、政治水平是靠不住的，或者他有一丁点儿气节也行，被批斗的时候　，叫他怎么着，他就怎么着，完全体现不出什么党性和革命性；二、因为解放军代表虽然“支左”是支了我派，但他们思想深处是偏向“保守派”的；三、因为工人代表的文化水平很让人担心，听听他们来医大后读的几个字即可见一斑　：患者读成CHUAN者、分娩读成分WAN、龋齿读成YU齿、大夫读成DA夫、枉然读成KUANG然、红彤彤读作红DAN　DAN……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他们的觉悟问题：从“运动”开始至今天，哪一件事是他们先觉悟的？就算上海的“一月风暴”（夺权）吧，还不是张春桥和姚文元回去搅和起来的。试问这个班子能领导“文化”“大革命”吗？可是，毛主席说“三结合以革命干部为主，老中青以老年为主”，你不听也得听、不服也得服。解放军是全国人民都得学习的；工人阶级是领导一切的，所以，领导班子的头三把交椅是定牢了的、没商量的。可是，革命革到今天，闹得和“保守派”平起平坐，这可太、太、太窝囊了！也太太太不公平了！然而　，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毛主席说“两派都是革命组织”，若非如此，想让两派联合，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就是打死我们也办不到的。说实话，我当时真怀疑过老人家的头脑是不是出了毛病了。否则这样至关重要的问题，他安能出尔反尔？不是吗？一九六七年春毛老人家命令人民解放军支持“左派”，武汉“七。二〇事件”和较早“夺权”的地方进“三结合”领导班子的群众代表的派别，都向全世界昭示群众组织分为“革命派（左派）”与“保守派”。现在怎么都是”革命派“了呢？鸟尽弓藏，兔死狗烹？鬼被打死了，钟馗该靠边了？说实话，我当时也特想再造一次反，思之再三，还是算了吧！你想，黑龙江的“炮派三杰”够英雄吧？结果呢？完蛋！安徽的“P派”和“G派”闹得够狠够凶吧？结果呢？大势所趋下，也握手言和了。我，一个小小的毛丫头能创造什么奇迹呢？况且　，我早已经是身心俱疲了。算了吧！“文化”“大革命”两年多，地方上是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折腾回了原处。不是吗？原来的党委书记兼校长，现在的革命委员会主任；过去的副校长，今天的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这权夺与不夺有何大差别？哪个领导班子不是一把手说了算，掌大权？说到底，这“夺权”还有什么意思、什么意义呢！莫不如当初就不要打倒他们，让他们好好学习一下，换换脑筋，岂不更省劲、更实际些！或者把原班子改组一下，也勿需费这等周折呀！如此看来这场“运动”到底意义何在？啊——！不得了！这个想法太可怕了！打住，不要胡思乱想！这时，我猛然醒悟了：六六、六七两届毕业生已经分配了，过一年多我们也该毕业走人了，我们管得了那么多吗？我决定不当那个鸟官，不做那个陪衬，回班级参加复课，否则将来我毕业后会做什么？会打针？会看病？会用听诊器？会使手术刀？不！不会！什么都不会！无奈，很多“造反派”的职工、同学天天轮番找我谈话，正面说，反面讲，面面俱到。是啊，时势把你推上这个浪尖，历史将你定在这个位置上，岂是任你自由选择的？“运动”还没有结束，大家都自顾个人前途，“运动”谁去搞？夭折？半途而废？现在你只有承受，只有承担！说到底还是心中那份沉重的“史命感”在鼓胀。我真是无可救药！于是，我常常在革命委员会中当反对派、少数派，一、二、三把手对我颇感头痛，却又无可奈何。难道他们不想拔出身上的芒刺吗？也许我这是“小人之心”吧。

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七日，党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　。通知本是要求纠正清查“五。一六”的扩大化倾向，但通知又提出“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绝不只有一个‘五。一六’”。这就促使人们去抓更多的“五。一六”分子。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　，原指北京一度存在的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人数甚少的极左组织。这些人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以贯彻“五。一六通知　”为名，建立秘密组织，进行秘密活动，散发反对周恩来的传单。毛主席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加一段话，指出　“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一九七〇年的暮春，我校两个反对解放军的造反派头头被定为“五。一六”分子，我兵团的韩江南正在审查中。韩江南的罪行是抢解放军的武器、副食店和私设公堂，殴打群众并致死人命。

开始我是真被吓傻了，不知道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也分不清是梦还是醒。接着我愤怒极了　——我们虽不是枪林弹雨杀敌人，也是水里火里干革命，就是有缺点错误，绝不至于上反革命的线啊！我同学校领导班子争、斗，但没有用。于是，我自甘“领罪”。因为，我是我们组织的头儿，我应该对它的一切负责；因为，韩江南打人致死是由于我，而我本身又是受死者伤害的人，退一万步讲，即使定罪，也应该从轻；因为，我想领导班子不一定对我毫不留情（我毕竟是医大“文革”第一人）；因为，我崇尚英雄，更崇尚悲剧式的英雄。当时我的脑海中清楚地闪现出李大钊教诲：“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没想到，领导对我并没有“留情”。他们说我又并没有成为事实上受害者，林书梅的被害又缺乏直接证据（她本人因病不能出证，白无常又矢口否认），所以对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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