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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1页）

题，我便赶紧打住，不敢深想下去，尽管我知道，深想下去也许是很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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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讨书：灵魂的巴士底狱（1）

正在撰写《中国告密史》的成都学者冉云飞先生说，告密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我看检讨书可以说是中国的第六大发明。这种发明当然是古已有之，但是这种文体的真正繁荣，大约是20世纪。一百年来的白话文创作，成就最为出色的，肯定既不是诗歌也不是小说散文，而是检讨书。尤其在20世纪下半期，几乎所有作家的主要创作任务就是写作检讨书。1979年，中国电影评论家协会主席钟惦先生在控诉*的罪行时痛心疾首地说：没有哪个作家是靠写作检讨书成为作家的，是谁逼迫作家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检讨书上？

钟惦先生的话未必完全正确。一个人不能凭着写作检讨书成为作家，但是很多中国读书人恐怕都是从写作检讨书起步学习写作的。我想问一问，一个人从小学念到大学，而一直没有写过检讨书的，有没有？我估计没有。有的教师充分认识到写检讨书是提高写作水平的绝招，更多的政工干部更是认为，让学生写检讨书是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提高他们的奴隶自觉性的有效方式，所以，学校当局和教师在对于检讨书的效用上达到了高度一致。20世纪80年代东北某地有一位语文教师魏书生先生，他以特级教师的身份介绍教学经验时，就向人们坦诚地亮出了他的绝招。他的学生作文水平的提高，就是靠写作检讨书训练出来的。一有什么情况，就让学生写一份检讨书，规定字数，规定思想认识，规定关键词。检讨书没有达到要求，决不让他过关。

检讨书的妙用有以下几条。

首先，像所罗门的瓶子可以收藏魔鬼的灵魂一样，强势群体总是认为，检讨书可以关押弱势群体的自由意志。中国人自古喜欢谈论人心，诸如“得人心者得天下”“攻心之术”　“诛心之论”等等，都是在灵魂上下功夫。但其出发点决不在于尊重灵魂，不在于灵魂与灵魂的互相理解，而在于用自己的灵魂*、奴役乃至消灭他者的灵魂。20世纪60年代末，一位下放到内蒙古边境的知识青年说：“你当我来这里真的只是放放牛羊吗？我的目标是‘牧人’而不是牧羊。牧人首先要征服人心。”（野莲《落荒》，工人出版社2001年版扉页）这种做梦都想做领袖的人时刻都在训练着奴役他人灵魂的能力。诱骗他人将自己的灵魂出卖，是奴役他人的有效方式之一。在逼迫他人写检讨书的强势群体看来，检讨书是比地下水牢更加坚固的监狱，是彻底关押甚至埋葬灵魂的巴士底狱。只有将他人关进了永远不得翻身的灵魂的巴士底狱中，强势群体才能拥有最大的成就感和放心感。一个中学生给报社写信对“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表示质疑。“有一次，班上的一位同学因前一天晚上开夜车，第二天早上上课迟到了，班主任不但让她停课写检查，还让她罚站，打扫办公室。”（佚名《一个学生的呼喊》，《北京晚报》1998年4月3日）很显然，写作检讨书挽救不了上课迟到的事实，也弥补不了因迟到而耽误的功课，但老师因为收到了检讨书而以为掌握了学生的灵魂，以为取得了奴役他人灵魂的巨大成功。

其次，可以给学生带来严重的挫败感。害怕看见他人拥有尊严、获得成功，是中国人最突出的心理特征之一。如果学生敢于对学校工作表示不满，如果学生敢于对教师提意见，如果学生敢于挑剔教科书的错误，如果学生敢于发表他自己对于世界的感觉和看法，如果学生上学敢于迟到5分钟（不管什么原因，不管是不是主观过错）……那么，写作检讨书的任务肯定就要落到你这个学生头上了。如果认为写作检讨书是跟犯错误联系在一起的，那就误会了。写作检讨书绝不是针对错误来的，而是实行精神控制和心理打击的重要措施，是中国强势群体所认定的主要教育手段和统治手段之一。有一个老师发现他的课堂上少了几个学生，这些学生是被另一个教师委派去别处为学校办事的。这个老师很不高兴，马上安排缺席的学生写检讨书。这样还觉得不过瘾，他还补充说，没有缺席的学生也必须写作一份深刻的检讨书。在这一事件中，缺席的学生本来就没有错，按时来到课堂听课的学生更加没有错，可是全体学生不得不按时写出检讨书来。可见，检讨书不是用来对自己的过失进行检视、反省，而是被迫向强势群体表示屈服与依从的跪拜仪式，是强势群体用来消灭你的自尊与自信的无形武器。强势群体将你的检讨书收进文件夹时，体会到了将你的灵魂收进了巴士底狱或者所罗门的瓶子里的成功感和踏实感。　。　想看书来

检讨书：灵魂的巴士底狱（2）

第三，写作检讨书是训练说假话的重要手段。强迫他人写作检讨书的人，知道检讨书的表述与写作者的真实想法存在严重分离，他们不在乎这种分离，依然要求写作者按照强势群体的口径和理念表示悔过、认罪、屈服。他们甚至给检讨书规定具体的内容和篇幅，如果达不到这些要求，可以强迫人们反复写。四川省某初级中学一年级学生陈军（化名），因被学校怀疑偷了东西，2000年2月22日晚10时许晚自习后，被校长等人叫到学校办公室训话，一直到次日零时40分。校领导们要陈军写检讨书，连写三次都没法让他们感到满意，最后一位保卫干事为其代写了一份，又由陈军按上指印。（高冰洁　田富友《被疑偷了东西　一学生服毒自杀》《滇池晨报》2000年3月8日消息）至于检讨的内容是不是符合事实，检讨书中的认识是不是陈军本人的认识，这不是他们最关心的。陈军不堪他们的羞辱和逼迫，第二天到街上买了老鼠药，服毒自杀，暴死街头。校方不惜以摧毁一个学生的灵魂为代价，给一个小小的案件做个交代，结果连学生的生命也给摧毁了。他们失去了一个学生，但是拥有了一分屈服。中国的强势群体看重的是后者，所以没有谁会从这些血案中吸取教训。

逼迫弱势群体写检讨书，只是一种低调的假话训练。它与工作汇报、思想汇报等等高调的假话训练相互配合，构成了学校思想控制和假话训练的完整体系。当然，更加完整的假话训练还必须包括作文训练和日记、周记、书信、课堂发言、口头告密、与教师和学生干部谈心等等。魏书生将检讨书的写作与作文训练看作一体，是对二者精神一致性的天才领悟。学校里假话训练的体系实在已经完备得天衣无缝了，其中大多数训练项目都是诱骗性质的，或者说是由强迫性质逐步过渡到了诱骗性质，只有检讨书一直是强制性的。所以检讨书作为构成最严重灵魂伤害的精神暴力，实际上是校园暴力中不可忽视的一种重要形式。

“孩子们和猿猴一样，爱去模仿他们所见的一切，不管是好是坏，神志没有吩咐他们去做，也是一样；由于这个缘故，所以他们学会运用他们的心灵以前，先就学会了模仿。”（夸美纽斯《大教学论》，傅任敏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168页）大多数中国人经过不断被迫说谎、被迫出卖灵魂的训练，都轻而易举地学会了这一切。丑恶的教育占满了他们的生活和大脑，他们甚至因此没有机会发展心灵，没有机会学习基本的德行。因为“德行是由经常做正当的事情学来的。”（夸美纽斯《大教学论》，傅任敏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167页），可是他们基本上没有时间从事正当而又高贵的行为和思考，所以他们只能按照模仿的模式无所顾忌地说谎，按照习得的方式成为没有灵魂的无赖。他们几乎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到对他人灵魂的奴役之中。所以，检讨书在阉割灵魂、囚禁精神、伤害尊严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对于一小部分善良的人士来说，他们从检讨书中所受到的伤害更为严重，他们常常因为自己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出卖过自己的灵魂而自责不已，痛苦万般。他们比别人更严重地感受到灵魂就像人质一样已经被扣押在巴士底狱中，他们因为这种软弱的过失而彻夜难眠。

良知之士的灵魂痛苦正是逼迫人们写作检讨书的强势群体所期望的效果。作为对抗灵魂伤害和精神奴役的措施，我们必须主动地从灵魂的巴士底狱中逃离出来。就像美国士兵在绝对弱势中举手投降而不会因此背上精神包袱一样，一个中国人面对无耻的*时不得不交上检讨书作为自我保护的措施，这并不必然地成为丧失人格与尊严的事件。我们必须及时地从灵魂的巴士底狱中越狱，以求获得灵魂的新生。我们依然可以理直气壮地为反抗精神暴力和其他一切暴力，为反抗灵魂奴役和其他一切奴役而工作。只有这样，我们的尊严才不至于被这种消灭尊严的教育所消灭，我们的灵魂才不至于被这种奴役灵魂的制度所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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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天才与东方圣人

西方文化在我心中的形象，首先是那些天才人物的人格形象。尤其是那批搏战一生不寿而夭的天才们，给了我太强烈太深刻的印象。拜伦享年36岁，济慈26岁，别林斯基37岁，杜勃罗留波夫25岁。他们都是心力耗尽，猝尔长逝的。此外，雪莱30岁，普希金38岁，莱蒙托夫27岁，他们虽然皆为非正常死亡，但其死因亦与其精神气质密切相关。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借用英国哲人罗素之言，便是以孤独本能对一切束缚作坚决的反抗。

所谓孤独本能，照我的理解，便是他们在长期的生活中，形成了与众不同的感受方式和思维方式，确立了与众不同的生活目标和价值标准，从而使他们与整个市民集体和市民社会格格不入。他们要么牺牲自己以屈于规范，要么坚持自己以反抗流俗。他们显然只能选择后者，于是就把自己推上了凭着个人力量“独自反抗你们全体！”的坎坷道路。这反抗的力量来自哪里？来自他们狂暴的感情活动，来自他们如疯如魔的精神世界。他们每一分钟的存在，都要以足够的力量来捍卫自己的独立和尊严。而且，他们时时要以手中的真理向庸碌的公众作勇猛冲击，这更需要十分强大的勇气作动力。他们的内心世界几乎每时每刻都处于急风暴雨式的战斗状态，往往来不及进入中年，便已积劳成疾，积狂成疾，积战成疾。他们无以享尽天年，是因为他们预支了全部生命能量用来作冲锋的枪剑。

人们习惯于称这种精神为浪漫精神。浪漫主义，就其起源而言，是指中世纪骑士无所顾忌地抒泄内心的感情（往往是热烈的感伤的），就其作为一种历史运动的涵义而言，是对封建政治封建文化的狂肆反抗；而就其精神气质而言，浪漫主义是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热烈渴望，和为追求这种美好生活所表现出的伟大热情和力量。所以，浪漫主义者一般都具有尊重个性、反抗黑暗、追求自由的鲜明特征。这就决定了他们与文化意义上的“群众”只能是对抗关系，因为一切时代的黑暗力量都是借群众的愚昧和软弱得以苟延。那位跛足的英国勋爵拜伦，便是一个愤世嫉俗的典型。他无疑是个叛逆的精灵，内心常常奔涌着“痛苦、不安、天才、高贵和可怕的狂暴”（勃兰兑斯语），表现出所向无敌的气慨，其所凭依的就是充满反抗意志的自我。正如勃兰兑斯所说，当其他诗人的个性都能随意变形时，“唯独在拜伦这里，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自我，它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意识到它自身的存在，并且总是复归于它自身；这是一个激动和执情奔放的自我，就连最不重要的诗行的动向都能使我们想起那个自我的情绪，犹如海贝的嗫嚅会使我们联想到大洋的怒吼一般”，他的特立独行的自我，就是一部捍卫个性自由、寻求人性解放的宣言书。

我们把拜伦式的勇猛之士称为天才，那么，那些总想入于俗流、力求取得公众拥戴，以便功成名就千古流芳的人，则可称为圣人了。凡欲成圣称贤者，第一要素即在迎合公众，也就是将自己的个性尽悉交给公众的共性，以求取得一致。否则，谁还会乐于听你的呢。第二要素当是在与公众取得高度一致后，不失时机地显出他独有的聪明和智慧，证明自己确有资格教诲蒙子引导俗众。第三要素呢，便是保持仪态端庄，风度儒雅，悲愁哀痛不可有动于衷，快乐欢喜不可有形于色。无论遇到泰山倾覆，还是黑云压城，都要正襟危坐，缓理长髯，有板有眼地说：“君子之道以不变应万变益其寿而延其年。”因此看来，平庸、聪明、麻木，就是东方圣人的三*宝。他们永远豁达淡泊，无需咬牙切齿地诅咒，无需披头散发地冲锋，所以也就不会像拜伦们那样恨恨终生，赍志而没，而可以白髭长髯，永生不老。

这样来描述东方圣人的特征，也许难免使人感到偏颇。但我不过是将这些特征置于一个极端的境地以便作典型化处理。在中国的文化名人那里，虽然不乏忧国忧民的热肠，却难见面目狰狞的叛骨，虽然不乏谆谆告诫循循善诱的诚挚，却绝无否定一切我行我素的个性光辉。试想那个渴慕着“羽扇纶巾”、建立永世功业的苏东坡，当他遇到障碍、雄才难展时，竟然挽起宽大儒服，“袖手何妨闲处看”。这是何等儒雅的绅士风度，何等突出的东方豁达，与拜伦之狂暴、雪莱之奋进，实在是大异其趣。

东方的能人都是想做这样的圣人，一时间也似乎功成名就了，但却没有树立起自我。他们一代一代地为自己铸就圣人的牌位，却使“人”受到灭杀，社会也无从前进。西方人则多半愿意做超群脱俗的天才，倘成狰狞恶魔则自视为大幸，所以他们多破坏者，多新学说，多雄杰之士。他们往往无法在短期内得到现实的认可，而且往往会失去一切。但他们能经得起这样的孤独，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为了展示个性，表现自我，并不怀太多功利目的，并不企求俗世报偿。他们的需要，总是最深刻地代表了人性的需要，所以可以说，他们的方向，就是人类解放的方向。

每一个历史伟人，都是站在某种特定的文化基座上的。西方天才形象和东方圣人形象，不过是两种文化精神的人格化。对于中西两种文化的态度，也鲜明地表现在对于这两种人格模式的态度上。当中国文化处于嬗变更替、空前痛苦中的今天，一种严峻的选择摆到了每一个知识者面前：你是要做天才，还是要做圣人？

答案当然千差万别的，但是肯定会有人作出符合人性要求和历史要求的选择。

从特立独行到三献书稿

废名的文字以宁静淡雅见长，其人却以奇倔孤傲著称于世。无论论文论道，都有藐视天下之气，即使对熊十力这样的一代巨儒和长者，也毫不相让。这对黄冈老乡在争论佛道问题时，由于各不服输，曾经扭打成一团。这则历史上少见的学坛佳话，活现出两个求道者的炽热与纯真。后来为了驳倒熊十力的巨著《唯识论》，废名花了几年时间，写出了浩浩二十章的大作《阿赖耶识论》。俞平伯曾经称道说，像废名这样特立独行的人，在这个时代是极为罕见的。

养成特立独行的气质，需要有一定的条件，坚持特立独行的品性，也许同样需要类似的条件？

废名还在北京大学读预科时，就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受到周作人的器重和栽培。升入英文系本科后，成为《语丝》杂志的重要撰稿人之一。本科毕业后，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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