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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部分(第1页)

王阳明和他弟子的下面这段对话给出了我们答案。

他的弟子问:“人固然可以通过学习成为圣贤,但是,伯夷(商朝末年的圣贤)、伊尹(夏朝末年的圣贤)和孔子(春秋时期的顶级圣人)相比,在才力上终究有所不同。而孟子却把他们同称为圣人,这是什么缘故?”

伯夷是商朝的臣子,周武王灭商后他发誓不吃周王朝的食物跑进深山而饿死;伊尹是商汤的宰相,帝王师级别的人物;而孔子,据儒家人士说,是圣贤中的圣贤,如同太阳(“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依王阳明弟子的观点,这三人的“才力”有大小之分,伯夷是节操领域的大圣人,伊尹则是政治领域的大圣人,孔子是太阳系内的最大圣人。可孟子却把他们都称为圣人,难道圣人是雨后的狗尿苔,凡有点名气的就能称为圣人吗?

王阳明给出了解释:“这些人的确都可以称为圣人。圣人之所以被称为圣人,只因他们的心纯是天理而不夹杂丝毫人欲。这就好像精金之所以为精金,只因它的成色充足而没有掺杂铜、铅等。人心到了纯是天理时就是圣人,金子纯到是百分之百时就是精金。”

他的弟子若有所悟:“也就是说,心即理,只要人的良知是完完全全的,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圣人?”

王阳明回答:“就是这个道理。不过呢,圣人的才力,也有大小之分,这就好比金的分量有轻重一样。尧、舜那样的圣人就如同一万两重的黄金,文王、孔子如同九千两重的黄金,禹、汤、武王如同七八千两重的黄金,伯夷、伊尹如同四五千两重的黄金。

“才力虽然不同,可他们的良知却同,所以都可以称为圣人。正如黄金的分量不同,但只要在成色上相同,就可以称为精金。把五千两重的一块金子放到一万两重的金子里,从成色上而言,没有不同。把伯夷、伊尹和尧、孔子放在一块,他们的纯是天理的心也没有任何不同。

“精金所以为精金,在于成色足,而不在分量的轻重。这就如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在于良知光明,而不在‘才力’的大小。因此,平常人只要肯学,使自己的良知光明,同样可以成为圣人。正如一两重的精金,和万两重的精金对比,分量的确相差很多,但就成色足而言,则毫不逊色。‘人皆可以为尧舜’,根据的正是这一点。学者学圣人,只不过是去人欲而存天理罢了。

“好比炼金求成色充足,金的成色相差不大,锻炼的工夫可节省许多,容易成为精金。成色越差,锻炼越难。人的气质有清纯浊杂之分,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之别。对于道来说,有生知安行、学知利行的不同。资质低下的人,必须是别人用一分力,自己用百分力,别人用十分力,自己用千分力,最后所取得的成就是相同的。

“后世之人不理解圣人的根本在于纯是天理,只想在知识才能上力求做圣人,认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会,我只须把圣人的许多知识才能一一学会就可以了。因此,他们不从天理上下功夫,白白耗费精力地从书本上钻研,从名物上考究,从形迹上摹仿。这样,知识越渊博而人欲越滋长,才能越高而天理越被遮蔽。正如同看见别人有万镒之精金,不肯在成色上锻炼自己的金子只妄想在分量上赶超别人,把锡、铅、铜、铁都夹杂进去,如此分量是增加了,但成色却愈低下,炼到最后,不再有金子了。”

这次谈话不久,有个很较真的弟子对王阳明说:“您把精金比作圣人,用分量的轻重比喻圣人才力的大小,用锻炼比喻学者的功夫,这些喻义很深刻。但我认为吧,您的话有点失衡,您说尧舜是一万两的黄金,孔子是九千两的黄金,我觉得孔子应该更沉一些。”

王阳明很恼火,训导他:“你这是从外形上着眼,是在为圣人争轻重。如果不从外形上着眼,那么,尧、舜是一万两黄金不为多,孔子九千两黄金也不为少。尧舜的一万两也就是孔子的,孔子的九千两也就是尧舜的,彼此之间就没有区别。因为从良知上而言,人人都是平等的。所以称他们为圣,只看精一与否,不在数量多少。只要此心同样纯为天理,便同样可称之为圣。至于力量气魄,又怎么会完全相同呢?你这就是在给事物加标签,和事物对立了。

“后世儒者只在分量上比较,所以陷入功利的泥潭之中。如果剔除比较分量的心,各人尽己之力与精神,只在此心纯是天理上下功夫,就能人人知足,个个功成,如此就能大的成就大的,小的成就小的,不必外求,无不具足。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明善诚身的事。后儒不理解圣学,不懂得从自心的良知良能上体认扩充,却还要去了解自己不知道的,掌握自己不会做的,一味好高骛远。不知自己的心地宛如桀、纣,动不动就要做尧、舜的功业,如此怎么行得通?终年劳碌奔波,直至老死,也不知到底成就了什么,真可悲啊!”

这段话使人振聋发聩。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和王阳明的这位弟子一样,特别重视外在的东西,比如名利。很多人都在拼命追名逐利,原因很简单:我们把名利看成了“善”,如此一来,我们就和它们产生了对立,而它们自然地会牵绊着我们。如果侥幸得到,那最好不过;如果得不到,我们会牵肠挂肚。一个情绪总受到外界控制的人,根本不可能有幸福感。功名利禄,本是外在的,得之我幸,不得我命。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大能量来获得它们,倒不如像王阳明的指示一样:专心在良知上下功夫,用良知去做事,你就能获得幸福,成为心灵的圣人。

第六章 知行合一的修炼法门

格物致知

我们已经知道,王阳明能有惊骇天地的龙场悟道,全因为他对朱熹式“格物致知”的怀疑。“龙场悟道”实际上是王阳明对朱熹式“格物致知”的重新解析,由此捕获了“心即理”的心学法则。谈心学法则“心即理”之前,就必须了解朱熹式的“格物致知”和王阳明心学的“格物致知”的区别。

如果把一只烤鸭端到朱熹和王阳明面前,二人的反应会截然不同。

朱熹会认真地盯着烤鸭看一会儿,当他看了许久后也搞不懂鸭子是如何成为烤鸭后,他会叫来烤鸭师向他请教。他请教的问题很多,比如几岁的鸭子最适合烤、烤鸭子之前有什么仪式、都放哪些调料、烤多久,等等。不过如你所知,饮食业特色菜的秘方是不外传的,所以朱熹从烤鸭师那里得不到什么有价值的信息。于是,他连香喷喷的鸭子也不吃了,转身去了书店,买了几十本关于烤鸭的书籍,回家日夜苦读。最终,他可能学会了烤鸭,也可能没有学会。如果他学会了制作烤鸭,就会把烤鸭的制作流程当成知识传授给后人。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会从鸭子成为烤鸭中得出一个天理来。这个天理可能是:活生生的鸭子一点都不好吃,但经过专业的烘烤后,就成了美味。所以,人生在世都应该记住这样一个天理: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

我们上面论述的整个过程就是朱熹的“格物致知”。“格”是探究的意思,“物”是万事万物,包括意识的和物质的,在烤鸭的例子中,则是烤鸭。“致”是求得、获得的意思,“知”是知识,用烤鸭这个例子来解释朱熹的“格物致知”就是,朱熹用两种探究方法(一是实践,问烤鸭师;二是书本,买《烤鸭大全集》)来探究烤鸭,最后获得了烤鸭的知识。注意,这还不算完,这个“知识”不仅是常识,它还必须上升到天理层次。正如我们刚刚说的,朱熹通过探究烤鸭的知识,从而得出一个人生哲理。

当王阳明面对那盘烤鸭时,他可能会有两个反应。第一,他抄起筷子就吃;第二,他会在朱熹走后,看着鸭子说,请你不要见怪,如果你是活的,我是绝对不会吃的。但你现在是死的,而且你的命运就是被人扔到烤炉里烤,最后端到饭桌上被人吃掉的。所以,我吃你是心安理得的。至于你是怎么被烤出来的,我不想知道,我又不是烤鸭师,干吗要知道这些,我只需要知道吃你没有错就是了。这段话就是王阳明的“格物致知”。“格”是正的意思,物就是事,是意之所在。换个通俗的说法就是,我们意识到一件事时,就要存一种好的想法,用当时的理学大师湛若水的说法就是:格物就是正念头。如果念头不好,马上改掉,念头好,就要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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