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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1页）

方案中，广场上都没出现万人大会堂的影子。只有1号和6号方案为大会堂预留了空间——却放在了南长街的南侧对景上，正是今天国家大剧院的位置。

市委领导明确表示：“突出政治，大剧院要拿出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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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天建起大会堂（2）

由于没有一个令所有人都信服的方案，天安门广场的规划一直是“纸上谈兵”，直到1958年的秋天，这件事陡然被赋予了不同寻常的政治意义。

1958年9月5日，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在市政府传达了中央关于筹备庆祝新中国成立１０周年的通知——即建好万人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国家大剧院、军事博物馆、科技馆、艺术展览馆、民族文化宫、农业展览馆，加上原有的工业展览馆（即北京展览馆）共十大公共建筑。所谓的“十大建筑”概念就这样产生了，但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这份名单中并没有我们通常认为的北京站和民族饭店，将近50年后才真正竣工的国家大剧院却赫然在列。

今天我们总习惯把“十大建筑”中的大多数归为“俄式建筑”之列，其实，“十大建筑”设计与天安门广场规划的过程中没留下一点苏联人的痕迹——“国庆工程”开始的时候，参与规划的苏联专家已经全部撤出了。

“不是有人不相信我们能自己建设现代化国家吗？老认为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吗？我们一定要争这口气，用行动和事实做出回答。”在北京市国庆工程动员大会上，万里的话掷地有声。

此时距离1959年的国庆节只剩下不到400天。全凭中国人自己，在400天内建起10座庄严美观、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建筑，这个任务究竟有多难？对比一下同期世界上其他著名建筑的施工时间就会明白——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用了7年，日内瓦“万国宫”用了8年，比“十大建筑”只晚一年开工的悉尼歌剧院则足足建了14年。

关键时刻，中国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又一次发挥了作用。北京市政府随即以中国建筑学会的名义向全国建筑界发出邀请——短短3天之内，来自全国17个省市的30多位顶级建筑师就云集北京，在他们的名单上，我们几乎看到了中国建筑史上所有最光彩夺目的名字：梁思成、杨廷宝、张开济、吴良镛……

大师们要做的，不只是“十大建筑”的设计，还有天安门广场的规划——根据中央的意见，“十大建筑”中至少有三座，即万人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要安排在天安门广场之内，它们的设计与广场规划也就成了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

当时的北京市规划管理局负责所有国庆工程方案的审核和汇总工作。据曾参加过大会堂方案设计的陶宗震先生回忆，此时经过中央和北京市领导的讨论，天安门广场的大致轮廓已经确定了：广场南北长800米、东西宽500米，正好符合黄金分割率——据说，500米的宽度是1956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听彭真汇报广场规划时亲自定下来的；从人民大会堂北墙到中山公园南墙间的距离则为180米。

380天建起大会堂（3）

500米×800米，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5个巴黎协和广场、4个半莫斯科红场或者40个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在如此巨大的空间内做设计，整个世界建筑史上根本无章可循。

何况，天安门广场的意义不仅仅是一座城市的中心广场那样简单。广场规划刚一启动，“都规委”的副主任佟铮就把一位解放军军官带到了规划局。此人名叫辛毅，是电影《停战以后》的编剧，参与指挥过国庆游行。辛毅给天安门广场规划提了三点要求：一、广场和长安街要无轨无线；二、路面要经得住60吨重的坦克；三、道路和广场要求“一块板”，不能有任何“沟沟坎坎”。

于是，西单与六部口之间的古建筑双塔和经过天安门的电车轨道都被拆除了，长安街边所有的架空线也改走地下——北京的第一条地下管线走廊就此诞生。而许多年后人们才知道，“无轨无线”不仅是出于游行###的考虑——“紧急时刻，长安街上要能起降飞机”。

好在，除了这些功能性要求，中央和北京市没有在广场形式和建设用地规模上做出任何限制。建筑师们大胆放开手脚，没过几天就拿出了7种方案。这些方案充满了不拘一格的想象，有一种甚至设计拆去正阳门城楼和箭楼，在此位置上建设万人大会堂……值得注意的是，7个方案无一例外，全都将国家大剧院安排在了天安门广场上。

规划局把这7个方案分析、汇总之后，最终拿出了一个“四建筑方案”上报：广场两侧的建筑为国家大剧院、历史博物馆、万人大会堂和革命博物馆，两两相对分立于人民英雄纪念碑东西两侧。四座建筑各自独立，占地面积均为150米×220米，体型都是东西长、南北短。

不料，这个方案连北京市委这一关都没过去，问题就出在了大剧院的位置上。

在规划局的这个方案中，国家大剧院恰好是大会堂的“对门”。据说，方案向市委汇报时，时任市政府秘书长的贾星五就明确表示：“国家大剧院不能对着大会堂，要拿出广场。”很快，规划局便接到正式通知，为突出天安门广场的政治意义，国家大剧院要迁出广场，移到大会堂西面。

大剧院的意外迁出，倒使广场内的建筑布局逐渐明朗了起来：西边安排万人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则合二为一，放在广场东边——今天人们提到天安门广场，总爱说建筑布局是按照中国传统的“左祖右社”来安排的，然而遍查当年的文献资料，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个思路曾经影响了天安门广场的规划。“左祖右社”的布局，更多是有赖于大剧院的“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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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卿：拆我的楼，我有意见（1）

“下一轮设计，我希望看到广场基本成形。”周恩来明确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是1958年的9月底，距离10周年大庆只剩下整整一年。

除了定下“左祖右社”之外，大会堂与博物馆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占地面积有多大……都还是未知数，“成形”又谈何容易？

此时一个意外发生的小插曲，却在无形中“逼”规划局划定了广场的建设用地。

北京道路的一大特点就是东西向干道多，南北向干道少。据说，天安门广场在规划之初，曾经想打通南池子和南长街的延长线，向南一直与前三门大街连通，避免改建后的天安门广场变成市中心的交通枢纽。且这两条线打通后，大会堂和博物馆背后就有了环绕的道路，遇到重大活动时也便于疏散人流。

不巧的是，1958年公安部的新办公楼刚刚落成，这栋大楼正好“压”在南池子的延长线上。9月底，万里在一次理发时遇到了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也许是听到了什么“风声”，还没等万里说出北京市的想法，罗瑞卿就“先发制人”笑着说：“你拆我的楼也可以，但是我有意见。”万里怎样去调和矛盾我们不得而知，只是一直到今天，南长街的延长线也没被打通。而广场东侧博物馆的建设用地，就只能从公安部的西墙外开始划起了。

广场500米的宽度早已确定，这样一算，东西方向留给博物馆的宽度就只剩下了区区140米，博物馆的体型只能是南北长东西短了。为求对称，西侧的大会堂也照此办理。两栋建筑就此确定了建设用地规模：140米×270米。

在这37800平方米的土地上，究竟将出现一座怎样的建筑？参与大会堂设计的建筑师们发挥了无穷的创意，有采用中国传统琉璃瓦顶子的，有采用攒尖顶“大帽子”式的，甚至还有很超前的设计，把大会堂设计成了完全透明的一个“玻璃盒子”……

与“百花齐放”的外立面设计相对应的是，在大会堂的内部设计上，建筑师们被死死钳住了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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