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波小说

第4部分（第1页）

子，叫余永安。

根据李忠良的叛变口供，徐远举抓到了余永安。余永安确确实实是个党外群众，徐远举从他口中只逼问出一个叫“老张”的人。至于“老张”的真实身份和在党内的职务，余永安确实不知道。但余永安说，在“老张”那儿见过《挺进报》，还说“老张”要在4月15日或者16日找他取钱。这个“老张”究竟是谁呢？徐远举很好奇。

就在徐远举提审李忠良的当天，李维嘉从平时上班的南岸李家沱中国毛纺厂过江进了城。刘国定、李忠良被捕的事情，他一点儿不知道。

进了城，李维嘉先跑去医院看刘国定的爱人，她正在医院里生小孩。“她很焦急，说老刘可能出事了，几天没来了。我就赶紧跑到市委的秘密联络站——汉利药房。那里的人告诉我，刘国定出事了，老萧约我在心心咖啡馆见面。”

李维嘉提到的老萧，正是当时重庆市委的上级——川东临委的秘书长萧泽宽。老萧因为身体比较胖，周围的人管他叫“胖子”。

两人在咖啡馆里见了面，商量该怎么办，有关人员要不要撤退。由于刘国定被捕原因不明，老萧分析认为，刘国定很可能在敌人眼里只是有嫌疑，可以顶住，还可以设法营救。所以两人并没有确定疏散一切可能波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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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定意外被捕（2）

老萧的分析本来很准确，只是事态的发展，谁也无法预知。“如果当时决定疏散人员，就不会出现那么多人被捕。”50多年后，耄耋之年的李维嘉回忆起这一段往事，突然沉默了。他静静地坐在沙发上，长久地不发一言，双手交叠放在腿上，只有手指的微微颤动，流露出老人此刻内心的不平静与自责。

冉益智推倒多米诺（1）

心心咖啡馆接头之后，4月10日，李维嘉与萧泽宽赶到中央电工器材厂，找在那里上班的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商量对策。冉益智40岁上下，瘦高个儿，戴着个近视镜，很像位读书人。他神色紧张地将他们拉到一边说：“厂里不安全，不能在这里开会。”碰头会只好推了一天改在别处，结果到了时间冉益智没来，预定的会议又没开成。

“老萧说，他没来，就让他到北碚去。当时约定，北碚的会我们3个人都必须到，除非是被捕了。”李维嘉回忆。

3人确定的接头时间是4月17日中午12时，李维嘉与萧泽宽如约赶到，冉益智却又没来。

其实冉益智是到了北碚的。那天上午9时许，冉益智从北碚街头的一家小饭馆走出来，走过北碚公共体育场，在文声书店转弯处，碰上了一个熟人——自己联络过的党外积极分子余永安。

余永安被特务押着，当天已经在北碚街头转悠了好久。他一看见冉益智，马上点头向特务们示意，特务们一拥而上。原来，冉益智就是余永安供出、徐远举想抓的“老张”。

徐远举对自己“即抓即放”的策略很满意：他大胆地恢复了余永安的“自由”，同时派人跟踪监视、电话监听，果然得知“老张”要去北碚。

冉益智被连推带搡地弄进附近一家旅馆。特务给他几个嘴巴子。冉益智刚想喊叫，特务伸手拉过被子，往他头上一捂。冉益智顶不住了，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当时连特务都不敢相信，他们居然抓到了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分管组织的副书记。

“那你的上级、市委书记是谁？说！”

“市委书记？早就被你们抓住了呀，就是刘国定呀。”

徐远举如梦初醒，重新提审刘国定。刘国定这个有着10年党龄、被上级领导器重的市委书记彻底叛变了。从他的口中，徐远举知道了川东临委的整个领导班子，还知道了出版《挺进报》的地下党员。至此，整个重庆中共地下党组织完全暴露在敌人的面前。

三位市委常委中的两位叛变了，最危险的自然是李维嘉。徐远举高度重视，出动了300多名特务，守候在个个码头、口子，一定要将李维嘉生擒活捉。

“因为没和冉益智接上头，我第二天回家时就很警惕了。”李维嘉住在临江门外的华一村，平常回家走的路，他这次没走。本该坐到终点站七星岗，但李维嘉在上清寺就跳下公共汽车，沿着江边往华一村溜达。他的步速不快，时不时地前后左右看一看。远远的，能看见自己家了，李维嘉停下脚步，仔细张望。情况不对！他看见家里好像有几个陌生人。这时，平常帮李家带孩子的小姑娘站在门口，也发现了李维嘉。小姑娘偷偷朝他摆了摆手。李维嘉明白，特务找上门来了。他马上转身离开。

冉益智推倒多米诺（2）

这个时候李维嘉才晓得了事态的严重性。“认识我家的只有刘国定和冉益智。特务来家里抓我，肯定是他们两人中有人叛变了。”

“我下面的组织关系，都是我当委员时他们交给我的。特务都跑到我家里来了，估计其他人也是凶多吉少。陈然他们怎么样，被捕没有，也不知道。”李维嘉抱着一线希望，赶紧写了两封示警信寄出去。

4月19日清晨，天低云重，细雨霏霏，李维嘉带着悔恨与焦虑匆匆赶往成都，向川康特委报警。

两封信中有一封是写给《挺进报》陈然的。信上说，近日江水暴涨，闻君欲买舟东下，祝一路顺风。“署名没敢写自己，我写的是彭云，就是江姐和老彭的儿子，陈然也知道彭云。一看就应该知道是党内同志在向他示警。”李维嘉后来得知，那封信陈然收到了，但却没有及时转移，被特务抓住。

陈然本有机会脱身，为何没走？

“最后一次见陈然是在4月12日，白象街茶馆，我给他带了一笔经费，还告诉他出事了，有同志被捕，让他赶印几期《挺进报》出来，好让敌人觉得《挺进报》还在出版，他们抓住的人与《挺进报》无关。这样就可以减轻被捕同志的嫌疑。他完全是可以走的，只是太执著地想完成党组织交代的工作了。”

133人被捕入狱

刘国定和冉益智叛变后，为了讨好敌人，竟然开始以出卖同志来争宠邀功。

1948年4月18日，北碚区###特支书记胡友猷和为《挺进报》提供新闻稿件的电台支部委员张永昌被捕；

19日，沙磁区特支书记刘国鋕及其女友曾紫霞被捕；

27日，北区工委委员王朴被捕；

28日，电台支部委员成善谋被捕……

1948年6月初，冉益智再次“开口”。6月11日，带着特务抓到了川东临委副书记、中共七大代表涂孝文。随后，涂孝文叛变。根据他和冉益智的口供，中共万县县委书记雷震、万县县委副书记李青林、负责川东临委和下川东联络的江竹筠、下川东地工委委员唐虚谷等二三十位地下党员被捕。

那段时间里，刘国定正在南京接受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的接见和嘉奖。因为他一口气出卖了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钱瑛，上川东地工委委员骆安靖，重庆的党员干部李玉佃、王丕钦，秀山的党员干部罗广斌等多人。

大逮捕从1948年4月一直持续到9月。年底，风波再起，刘、冉又联合出卖了成都川康特委的领导人，致使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被捕。蒲华辅在酷刑下又出卖了齐亮等人。

据统计，因敌人围剿《挺进报》而被捕的共133人，其中县级以上干部40人。除上海、南京8人外，被杀害的53人，下落不明（大半牺牲）35人，营救和突围脱险25人，自首变节后仍被敌人枪杀的4人，叛变投敌当了特务的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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