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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1页）

王三官事前对此毫无所知。

1945年10月12日下午，县里来了三个人，一个干事两个兵，进到大洼村就把王家的房子贴上了“伪产”的封条，然后就要捆人。

王三官一边拼命挣扎，一边大喊“冤枉！”村里人谁也不相信王保长会干坏事，都聚拢过来表示反对。可就在这时，有个人却跳出来证明王三官是汉奸。

这人就是十六保的武管事王宗汉，王三官不当保长之后，他就成了附近几个村子的最高领导。现在看见县衙门来抓人，他不仅主动上前帮忙，还揭发说：“王三官勾结日本便衣队残害忠良，王三官是个汉奸。”

王宗汉向便衣队告密并被柳赖毒打的事，王三官出于息事宁人的考虑，从没有向外透露过。现在听见王宗汉倒打一耙，王三官的母亲顿时气坏了，扑上去要撕他的脸，并且又哭又骂地把事情的原委全都嚷了出来。武管事恼羞成怒、一耳光把老太太扇翻在地，王三官见状再也忍耐不住了，一头向王宗汉撞过去，俩人撕打在一起。

好人王三官打人了！这可是自他出生以来从没有过的举动。

大洼村的村民也激动起来，纷纷围上前去帮忙。事情很快就演变成了一场骚乱——王宗汉的肋骨被人踩断了，县衙门干事的头被砸破了，士兵的枪被抢了下来，当场打死了一个。

事情闹大了，王三官只得离家出走。他拿定了主意：投奔共产党。

南边正在打仗，“双十协定”后，国民党的四个整编师以方城、舞阳、遂平为中心向南推进，压迫着新四军豫中部队朝桐柏山区转移。罗大扁担告诉王三官：舞阳支队编进了陈先瑞的三支队，罗老头的几个徒弟也在那里，找不到新四军就去找八路军。

王三官连夜离开了大洼村，他没找到三支队却遇上了突围途中的冀鲁豫军区八团（1945年10月，“水西八团”的北返道路被敌人截断，奉中央军委的命令，向新四军五师靠拢）。

于是，1946年，桐柏山区的被服厂出现了一位“创造染布新记录”的劳动模范；1947年，大别山根据地出现了一位“累死也不丢下一个伤员”的模范管理员。同志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做“王干劲”……

贵州的镇远古城，是个风景优美的旅游胜地，城东一公里外的“中和山”是道教名山，山南的青龙洞号称“黔东第一洞天”，山中还建有数座道观，其中有座“三元宫”。

天气晴好的时候，时常会有一位年愈九旬的老者到道观里走走看看，祭拜天官、地官和水官（三元）。附近的人们都知道这位慈眉善目的老人是离休干部，却不知道他曾经有个名字和神龛里的三官有联系。

镇远是座水城，横贯小城的美丽的河流名叫舞阳河。三十年前，舞阳河还可以通航，王主任就负责管理这条河的航运，后来水电站多了、航运中断了，老王也就退了休。可他并没有回河南老家去，而是留在这条和他家乡同名的河水边，安度晚年。

他每天虔诚地燃香祭拜，没有去“三元宫”的时候，就在家里念叨着太上秘旨、导引法诀。他家的堂屋里摆设着天地水三官的神位，在神龛的旁边，还挂着柴志兰女士的遗像。和太上老君交涉完毕之后，王老总要在妻子的跟前停留一会，掸一掸镜框上并不存在的尘埃。

那一天，我问他：“你觉得，真的有灵魂吗？”（这问题好像祥林嫂也问过）。

王老略带羞涩地笑了：“我知道不该相信这个，这是迷信……可是，灵魂这东西，说有也有的，它不在死人那里，在活人的心里呢。”

停了一会，老人十分认真地问我：“你说，要是把户口迁到少数民族地区，可不可以不搞火葬……”

我笑了。

我知道，这一刻，我面前的这位老者，不是离休干部王主任，而是那个豫中的朴实的农民——好人王三官。

第二十章

微山湖地处苏、鲁、豫、皖四省边界，紧靠津浦、陇海两条铁路干线，逼近战略要地徐州，是连接华北与华中两大战略区的纽带。抗日战争一开始，当地人民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并通过广泛、灵活的统战工作，建立了以微山湖和抱犊崮山区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1938年12月，一一五师第六八五团到达湖西，扩编为苏鲁豫支队（队长彭明治，政委吴法宪），部队迅速壮大，发展到八千多人，形势十分喜人。可到了1939年，湖边地委（因机关在湖西，所以又称“湖西地委”）发动“肃托”运动，从上到下杀了不少自己人，弄得人心惶惶、威信大减。运动结束后又大搞“正规化建设”，各级组织机构臃肿，一线部队却人员不足，战斗力严重下降，以至于被日、伪、顽三股势力夹攻，根据地被蚕食得不到十五公里，干部死的死、跑的跑，政府机关和主力部队都呆不住，只好转移出去，留下游击武装苦苦支撑。

1943年，湖西区从山东军区划归冀鲁豫军区管理，冀鲁豫就在那里设了个第十一分区，配合着鲁南军区打游击，逐渐恢复根据地，一直到1944年才重新有了起色。

微山湖地区的游击队几年来都是独自在敌后活动，经过艰苦环境的锻炼，有能力、有特点，也有脾气，对一般的上级领导根本不卖账。八路军为统一指挥作战，把附近各游击武装组成“独立支队”，下辖四个大队和一个挺进队，可是先后派了几任支队领导都玩不转。1944年初，又派董鸣春去当副支队长（没有正的），董副队长干了半年就回来了，军区再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只好把“独立支队”撤销，让游击队各玩各的。

董鸣春是老八路干部，当过鲁南一分区司令，这么大的来头，也只能调动三大队（滕沛大队）和四大队（文峰大队）。而其他的队伍，二大队是大名鼎鼎的铁道“飞虎队”，其功绩大家早就如雷贯耳，就连陈毅、刘少奇见了他们都客客气气的；一大队是微山湖游击队，经营着“湖上小延安”、保护着通向延安的秘密交通线，管理着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干部疗养院，见到的大领导多了，眼光自然很高。

至于那个“金济鱼挺进队”就更加不得了，不仅有好多队员兼任着区长、乡长、村长，队长迟殿文本人还是“通”字辈的青帮大佬，他要是到了上海滩，可以和季云卿、张啸林称兄道弟，甚至能当杜月笙的师叔。

迟殿文是济宁人，早先是做皮革买卖的。济宁出产黄牛和寒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时是国内重要的皮货集散地，迟殿文卖牛皮、羊皮，当然也卖驴皮，这就认识了钱宝亨。钱宝亨是北京通县人，青帮“大”字辈的人物，他与北京同仁堂乐家的交情不错，受济南宏济堂老板乐敬宇（就是《大宅门》中的白家七爷白璟奇）之邀，到宏济阿胶厂当经理。迟殿文就拜钱宝亨为师，入了青帮。这青帮的前二十四辈为：清净道德，文成佛法，人伦智慧，本来自信，圆明兴礼，大通悟觉。迟殿文算是第二十二代。

1933年，李景林到山东来开办国术馆，他也是大字辈的，这位前任河北督办和现任山东主席三吹两不吹，把韩复榘说得动了心，也想入青帮。可是，找遍全山东也找不到一个“礼”字辈的，只好作罢。韩复榘的手下倒有不少拜师入了帮，比如孙桐萱、李汉章、曹福林、展书堂等人，都是“通”字辈，和迟殿文一样。当时青帮的字辈已经以“悟”和“觉”为主，通字辈的可以算是大佬了。

台儿庄战役期间，迟殿文带着徒子徒孙帮助国军运物资，顺手就从战场上拣了些机枪、步枪回来，自己拉起了队伍，看谁不顺眼就打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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