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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政治与战争的关系（第1页）

政治目的对战争目标的影响

对待别国的事情就像对待自己国家的事情那般认真，是永远不可能出现的事情。其他国家出现变故，它最多会派出一支规模不大的援军。倘若这支部队遭遇失败，那么它也就认为自己尽到了义务，随后便寻找一切机会从泥淖中脱身。

这在欧洲司空见惯，因为欧洲向来有一种传统，即加入攻守同盟的国家要承担相互支援的义务。可是，这不过是表面现象罢了，它不意味着攻守同盟中的国家必然会同仇敌忾，利害一致。事实上，这种约定并不是建立在衡量战争对象是谁及其使用的力量有多少的基础之上，只不过它们事先约定好，一旦有变故，要派出一定数量的军队作为支援。

在履行和约时，同盟国并没有这样的想法：自己已经和敌人到了非以宣战开始、以缔结和约为告终的真正的战争中。此外，就算这种约定也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非常明了的，它在运用时往往是多变的。

如果说，同盟国能将按照约定的、一定数量的援军的指挥权彻底交给身处作战中的盟友，让它根据自身的意图来运用军队，让它将该援军当成是雇佣军，那么，事情就有了相互联系，战争理论便有了用武之地。

不过，这些都是假设。事实上，大多数援军都有自己的统帅，而统帅往往只按照本国政府的意志行事。遗憾的是，本国政府给统帅所制定的战争目标往往和政府的犹豫不决的意图相吻合。

所以，甚至在两个国家和另外一个国家进行战争时，我们也不能就此认为这两个国家在对敌方面完全保持一致，相反，它们通常会以做生意的方式来行事，即每个国家根据其所冒的风险和可能获得的利益进行投资——投入一定数量的军队作为股金，并且对外声明，在这次交易中，他们只愿意投资这些股金而不愿意再承担其他任何损失。

这种情况不但存在于一个国家为了一些对它没有任何重大关系的事情去援助另一个国家的情况之下，也存在于两个国家有重大的共同利益的情况之中。同盟国往往只是按照约定，派出少量援兵，而将本国其余的军事力量保存起来，另作他用（根据政治意图而使用）。

在现实中，上述这种同盟国成员对待战争的态度随处可见，只不过到了现代，在极端的危险迫使某些国家走上战争的道路时，在无限制的暴力逼迫某些国家走上这条道路时，它们才最终采取积极应战的态度。

实际上，这种态度带有不彻底性是很不正常的。因为从根本上说，战争与和平是两个无法区分阶段的概念。然而，它之所以存在，一方面是因为于理性所不齿的、纯粹的外交习惯，另一方面则是人类本身固有的弱点与局限性。

最后，在一个国家独自对其他国家进行的战争中，战争的政治原因对于战争的进行有着极为强烈的影响。

如果我方只要求敌人做出较小的牺牲，那么进攻方便会满足于通过这战争取得一个不大的等价物，并且认为，无需太多努力就能够实现这样的目标。一般而言，另一方也会做这样的考虑。

一旦某一方发现自己的判断有误，发现自己并非如自己所想象的那般比敌人强大，而是较敌人弱小，它便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军费缺乏，其他手段不够用，而在精神上会出现萎靡不振、没有大干劲的状态。所以，它只能全身心地应付，期望未来的局势会对自己有利。在这样的情况下，战争就像一个久病的人一样——有气无力地勉强拖延着。

如此一来，战争中的相互作用、每方都想战胜敌人的竞争、暴烈性与无节制性，都在微弱的动机所引起的停顿状态中消失了，双方不会冒险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

如果说，政治目的对战争具有这样的影响的观点成立的话，那么，这种影响便没有什么界限。此外，我们还得承认，以威胁敌人、支持谈判为目的的战争是存在的。

倘若战争理论要始终成为哲学的探讨对象，那么，战争理论在此方面便会出现无能为力的情况。因为，在这里，它无法找到包含于战争概念中的一切必然的东西，所以它便失去了它能够成立的所有依据。

不过，这里还有一条自然的出路。军事行动的缓和因素越多——更加确切地说，双方行动的动机越弱小——行动便越消极被动；行动越少，就越不需要指导原则。

这样，整个军事艺术就只剩下了小心翼翼，它的主要任务在于让漂移不定的均势不至于突然发生对自己不利的变化，让半真半假的战争不至于变成真正的战争。

战争是政治的一种工具

从开始到现在，我们始终在战争的性质与个人和社会团体的利益相对立的情况下对战争进行探讨，我们一会儿从这个方面进行探讨，一会儿从那个方面进行探讨，目的是不忽视这两个对立着的因素中的任何一个。

由于这种对立的根源存在于人的本身，所以，借助哲学的思考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寻找这些矛盾着的因素在现实生活中由于部分地相互抵消而结成的统一体。如果说，无需明确地指出这些矛盾和分别考察各个不同的因素，那么我们从一开始就可以作这样的讨论：战争仅仅是政治交往的一部分，而绝不是什么可以独立的东西。

众所皆知，战争不过是由政府与政府、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政治交往引起的。但是，人们却常常这样认为，好像战争一爆发，政治交往便宣告结束，局势就会出现一种只会受本身规律支配的完全不一样的状态。

可是，我们不这样认为。相反，我们认为，战争无非是政治交往用另外一种手段来继续。我们在这里用了“另外一种手段”是为了要指出，这种政治交往并不会因为战争而彻底中断，也不会因为战争变成另外一种完全不一样的状态。

此外，战争事件所遵循并受其约束的主要路线，只可能是贯穿于整个战争，直到媾和为止的政治交往的轮廓，难道我们还可以做其他的设想吗？

难道因为政治交往的中断，人民和政府之间的政治关系就荡然无存了吗？难道战争不是刚好表达了它们的思想的另一种文字和语言吗？很显然，战争有自己的语法，但却没有自己的逻辑。

所以，我们绝不能让战争脱离政治交往。如果抛开政治交往来谈战争，那么我们便会割断构成关系的一切线索，而得到一种毫无价值和毫无目的的东西。就算战争是彻底的战争（战争完全是因为敌对感情的不受约束发泄而产生），我们也要这样看问题。

因为所有那些作为战争的基础的和决定战争的主要方向的因素，如我们在前面所讲的：自己的力量、敌人的力量、双方的同盟者、双方的人民和政府的特点等，不也都具备政治交往的性质吗？它们不也都和整个政治交往紧密联系的吗？

现实战争并非像理论上的战争那般，是一种趋向于极端的努力，而是本身具有相互矛盾的不彻底的东西。这样的战争不太可能会受其本身的规律支配，我们只能将它当成另外一个整体的一部分，即政治。如果我们认真考虑这些问题，那么关于战争的探讨就更要像上面那样来看问题了。

政治在使用战争时，总是无视那些产生于战争性质的严密的结论，它很少考虑战争的最终可能性，它往往将最直接的概然性当作依据。如果一切行动因此而发生大量的不确定性，以至于战争变成了赌博，那么每个政府便想在这场赌博中，运用机智和敏锐的眼力打败敌人。

如此一来，政治将战争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工具，将一把需要动用各种资源的可怕的战刀，变成一把轻便的剑，有时候甚至将它变成比赛用的剑，而政治却用这把剑交替地进行冲刺、虚刺与防刺。

如此一来，战争就让生性胆怯的人陷入矛盾而自行解决了，如果说能够将它当成是一种解决办法的话。

既然我们说战争从属于政治，那么它就应具有政治所具有的特性。政治越宏伟而有力，战争也应当越宏伟而有力，甚至可能会达到其绝对形态的高度。

因此，以这样的态度来看待战争，我们便不能忽视这种具有绝对形态的战争，相反，我们还应该经常将它列入考察范围。也只有这样，战争才是一个统一体；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将所有战争当成同一类的事物；只有这样，我们在判断时才会有一个正确而恰当的立足点及观点，而这种立足点和观点正是我们制定和评价作战计划时的依据。

当然，政治因素无法深入地渗透到战争的每个细节部分，比如配置骑哨和派遣巡逻哨根本不需要以政治因素为依据。不过，它对制定整个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甚至是制定会战计划，往往有决定性影响。

所以，我们并没有在刚开始便提出这个观点。因为在我们研究个别问题时，它不仅对我们的研究没有多大作用，反而会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分散注意力。但是，在制定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时，这个观点却是不可或缺的。

一般而言，在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在于准确地找出理解和判断事物所必须依据的观点并坚持这一观点。因为只有从某个观点出发，我们才能对数不胜数的现象有统一的理解，而且也只有前后一致的观点，我们才不会陷入矛盾之中。

既然我们说，制定战争计划是不能有两个或者更多的观点，比如，一会儿根据军人的观点，一会儿根据行政首脑的观点，一会儿又根据政治家的观点等。那么，问题来了：其他一切都必须服从的是否必然就是政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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