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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雍正王朝热播所思(第1页)

中央电视台八点正播《雍正王朝》。

山西的朋友来电话,说他们那边又在播《雍正王朝》电视剧;台湾的朋友来电话,说他们那里又在播《雍正王朝》;马来西亚的朋友来电话,说他们那里又要播《雍正王朝》,已经是第八次播出,仍有死忠观众收视不误。

《雍正王朝》是根据我的小说改编出来的。当初媒体蜂拥前来采访,有人问我:“给这电视剧打多少分?”我回答:“五十九点五分。”唐国强去年来南阳,说:“听说你对电视剧颇有微词?”我回答:“那不是指(演员)表演艺术,是谈剧本。”剧本创作人刘和平是很有才气的,对我也十分尊重。然而实事求是地说,对雍正其人的宏观把握是有点问题的。一本白话文本,怎么会改编得变调?这事我仔细想过,有两个原因,一是他太爱雍正了,不愿意谈他的毛病和惹人烦的缺憾;二是他太了解观众的需要了。我打五十九点五分,观众可能还要认为我在“保卫自己”——其实跳出“我自己”这圈子,我还是赏识这出戏的,论收视率,论焦晃唐国强们的演技,不能打这个分。所以当时我说:“我是特殊观众,我是戴着有色眼镜看这部剧的。”刘和平是把小说中雍正抓“反腐倡廉”的情节大肆张扬了一下,引发了如许的共鸣。

我一直认为,腐败是社会病,准确地说是社会糖尿病,为此我已经连着写了几篇文章。一是腐败不会导致政权速亡,二是腐败导致必亡(糖尿病倘不疗治,你试试看!),三是腐败症、糖尿病的晚期是免疫力全面崩溃,任何风吹雨打都可能招致并发症突发,而成不治之症。唐王朝的“并发症”是藩镇割据,明王朝是李自成加上满人侵凌;元王朝可怜,强悍的蒙古人当初何等英雄,最后被病魔折腾得一点气一点力都没有。这样的例子是太多太多了……与此同时,我不认为腐败与某一种意识形态有关。腐败是一种反社会反公德的恶行,任何权力、法制社会,它都腐蚀,因此它是“社会公敌”。常看到一些官员腐败贪贿被拿,临刑之时写的检查认罪,说是“因受了资产阶级拜金主义的毒害,一步一步变成人民罪人”,这是临死说的胡话,无论资产阶级还是“封建”抑或是什么“拜金主义”,各自都是有“社会规矩”的,甚至贼匪劫盗,那也是“盗亦有道”,有他们“道上的规矩”——比如劫匪不抢邮差,比如按期缴钱不撕票(杀人质)等等,哪有允许人暗室受贿颠倒公理的“世界观”?

正因为这是最令人厌恶痛恨的东西,当你抨击恶攻它时,人们自然就“心理迎合莫名欣慰”,——现实中招人恨的贪赃之员,刘和平在电视剧中替我们宰了——老包铡了陈世美,秦香莲们一齐叫好。

中国专权历史中,有三位皇帝“反腐力度”大。一位是武则天,她设“密报箱”成批地抓,成批地杀贪;一个是朱元璋,他放一个码子(标准),过了码子,不是杀头,而是剥皮(洪武时府吏衙门都设有剥皮亭),剥了皮风干,晾在那里让后来的官员“儆尤”;再就是雍正,他和前两位有所不同的是,他不轻易杀人,而是要穷遍财产,一定把“损失了的”全部彻底地收回国库。他用的是密折制度——这就有了政策水平,他执行这政策的腕力,也是极大、极狠的。就这一点说,刘和平把握得还是到位的。

在我看来,武则天和雍正都是“贵族性质”地解决问题,靠方略靠政策办事,朱元璋是社会底层出身,他是靠直觉杀贪,带一点社会报复的朴素情结。但他实际上都解决得颇有成效。

我写《雍正皇帝》的主旨不单纯是“反贪”,也不纯是反腐,而是如实地表现当时的社会情态,“落霞”绚丽与消亡前向它投去最后的一瞥,既有对传统文化的留恋,也有对它的深沉思索与哀婉。就这一点而言,“王朝”电视剧是不胜负荷的。

老百姓喜欢的东西是颠扑不破地要存在下去的。一部作品,无论是什么形式,它的生活力在时间和人群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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