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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部分（第1页）

敌人又来了。我就往南走，到了一个村躲在老乡挖的白菜窖里，对付了几天，以后又回到堤涡。孩子生下来第12天，他们躲过“扫荡”，转回来了。找到魏洪亮，常司令那会也就带几百人，有时更少，不到一百人，方便。

到安平堤涡村来看我和孩子。要走，我母亲不愿意，又待了待。下午到的，天亮走的。这是我见他最后一面，这个孩子也只见了这一面。采访弓桐轩记录。　常德善本已觉察到敌人这次“扫荡”不同以往，并及时地再次跳了出来，转移到任河大地区，为什么到了6月初，又要进到腹心区来呢？一些老人一提起这个问题，都说：“还不是军区5月21、22号，两次电报，命令重返中心区，打开局面，恢复地方工作，稳定群众情绪。结果正钻进人家布好的网里去了。

要不常司令、王政委他们也不至于……”

不过，冀中军区当时作出敌人“扫荡”已趋结束，我军应转回内线的判断也非空穴来风，也是有一定依据的。

这第一，来自以往反“扫荡”的经验；第二，来自当时的敌情报告。

抗战已抗了好几年了，日本人“扫荡”也扫了多少次了。“扫荡”与反“扫荡”，已形成了一定的规律。

这个过程，可以说是表现为内线、外线的数次交换上：第一次交换：敌人从沿交通线的据点出发，进攻我根据地，即由外线压向内线；而我军则暂时转移，离开敌人即将合围、扫荡的中心区，到靠近敌人后方去，即由内线转到外线。具体到冀中，就是敌人从平汉、津浦、石德等铁路干线逐步往冀中腹心根据地深武饶安地区压缩，而我军则跳出腹心区，转移到靠近敌人交通线的地方去，那里在敌“扫荡”期间反倒安全。

1942年6月，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进攻冀中平汉铁路

第二次交换：我军在敌人后方积极活动，打击敌人，迫使敌人回防或回过头来“扫荡”我腹心区外围地区，即使敌人由内线再转回外线，而我军则乘势又由外线转回内线，回到腹心区，打击留下修路、建据点的分散之敌。

如果说这样两次交换算一个回合的话，那么一般一个回合或数个回合后，敌人的“扫荡”也就宣告破产，被迫仍退回原据点，而我军也仍在腹心根据地坚持。“五一”

大“扫荡”一开始，自然也是这种模式：从5月1日至5月15日，敌人从四面八方，一步步压向中心区，而我军则相继跳出中心区，转移到平汉线、津浦路、石德路附近去。敌人在我中心区疯狂“扫荡”、大肆“拉网”时，我军也在外线积极作战，打击敌人。据冀中七分区政委吴西讲，他们曾接到冀中军区5月15日发出的《关于反敌“清剿”的指示》电报，“指示为了调动敌人，要求主力军集中一定兵力袭击重要城镇和交通线。”七分区令17团挺进敌后作战。

18日，17团二营奔袭定县县城，炸毁城关桥梁一座，22日夜，17团三营及地方武装一部又挺进到新乐县离平汉铁路不到20里的刘家佐、北乔寨村，与敌激战后退出。这个指示，估计八分区也收到了，八分区部队曾围攻泊镇、交河县城，并炸毁津浦路上行驶的列车两列，其他各分区，也都积极作战，以吸引敌人回援，减轻对冀中腹地的压力。

5月15日，晋察冀军区还发出电报，命令路西及平西各军分区向平汉路展开有力破击，以吸引深入冀中中心区之敌外转，缩短敌人“扫荡”的时间。据此命令，北岳区和平西区的部队向平汉路西侧屡屡出击，8天中共攻克、摧毁碉堡39处，歼敌1200余。

5月17日，八路军总部电勉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政委程子华及冀中全体指战员，坚持平原反“扫荡”。号召冀中部队渡过艰难路程，争取反“扫荡”全部胜利。同时命令各战略区积极出击，山东部队向津浦路沧县至德州段；晋冀鲁豫军区向平汉路石家庄以南段进行破袭，吸引敌人回援。

5月16日至6月中旬：“剔抉清剿”（9）

冀中军区转至外线的部队，晋察冀军区所属路西及平西地区部队及山东军区、晋冀鲁豫军区部队虽然都对敌展开进攻，积极作战，但对敌人的打击似乎有限。日方资料中提到：“于17日得到特情报告，敌方对外围冀西、冀南军区各部队频频下达指令，以20日为期，将对京汉、石德各铁路进行全线袭击。事实上，其后在第110师团警备地区内，敌人只在各地反复发动过小规模的袭击。”

看来，当时并没有把敌人打痛。但日本人非常狡猾，他们装出一副火急回援的架式，白天一辆辆汽车驶向沿线大据点，像是撤兵的样子，实际上并未撤兵，而是隐藏起来，虚网以待。有材料说，自五月中旬后，敌“在献县北之臧桥附近堵塞子牙河，以抬高滏阳河、滹沱河水位，沿河岸及公路沿线增派日军守卫。白天以骑兵、自行车、装甲车、汽艇来回巡逻，夜间则到处举火照明。阻我越渡。而在河肃路（河间至肃宁公路）以南滹沱河以北地区，于五月底以前，则一直不设点，不建碉，故留空隙，作为所谓‘诱导圈’，采用‘张网捕鱼’、‘张口待食’战术，三五天奔袭合围一次，寻我主力作战，只要一处发现我军主力，敌即从四面八方，天上地上，蜂拥而至。这些地区正是八分区的中心区。”

鬼子的坦克进村了

我们没有能够及时识破敌人的诡计，仅仅依照过去反“扫荡”的经验和一些未必可靠的情报，便匆匆作出敌人在我外线部队打击下已经回援，我外线主力部队应该回到中心区来恢复地区的判断。于21、22日两次电令各分区主力返回中心区。岂不知，这正中了敌人的奸计。

我们在研究敌人，敌人也在琢磨我们。我们摸清了敌人“扫荡”的规律（“扫荡”——安据点、清剿——撤兵），敌人也掌握了我们反“扫荡”的规律（转移——外线出击——回到中心区）。要知道，这一次的对手，毕竟是冈村宁次呀。不过，也有不同的说法，似乎冀中军区在21、22日即已意识到敌人“扫荡”是长期的，主力应到外线去。###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16日夜我们侦得敌可能对任河大地区‘扫荡’，夜间在后卫部队马尾巴上拴树枝，消灭痕迹，向东南插到津浦线附近，摆脱了敌人的‘奔袭合围’，隐藏进入交河以东、东光西北的后城子村。17日拂晓前驻下后，了解情况时，得悉有部队和大机关也驻在这一带，我们立即派干部四出侦察了解，真是巧得很，他们回来都说军区机关驻在后陈庄一带”。

这里###的记忆可能有误。据吕正操回忆，冀中军区5月16日是“住在子牙河东的河间县属的黎民居村”，5月17日“住在子牙河西岸的西张各村，”5月21日、22日两天，才住在“东光县的后陈庄”。解放后任北京军区后勤部六分部政治部副主任的赵进元，当时每天坚持写日记，记下宿营地村名，所言亦与吕正操的回忆相同。因此，###他们到后陈庄碰到冀中军区负责人，当在5月22日，即军区电令各分区主力部队返回中心区那天，而非16日。

###他们一听说军区领导机关就在附近，自然是喜出望外，“这真是天大的喜讯啊！”吕司令员、黄敬同志、沙克参谋长接见他们时，也非常高兴。先认真听取了他们的汇报，还留他们吃了一顿午饭。饭后，又向他们交待了下一步的任务。本来，###和马团长都认为，骑兵团目标太大，冀中腹心区据点、碉堡、公路、封锁沟又与日俱增，再进入内线确实不好办。这一次军区首长一定会放他们到外线去，发挥骑兵快速的特长，四处袭击敌后方据点，吸引内线敌人回援。不料军区仍要求他们返回内线。###回忆说：

在冀中平原的八路军骑兵部队饭后，出乎我们意料，吕司令员说：“你们的任务还是继续坚持内线斗争，除原有的侦察情况，牵制敌人，宣传群众外，再加一项传达指示任务。当然再入中心地区是十分困难和危险的，现在很多电台都联系不通或时断时续，区党委和军区发了一个指示，主要精神是：一、思想上要做长期坚持的准备。二、主力部队应尽快向外转移，敌进我进，插入敌占区，从敌后方打击敌人，不得已时可暂时转入根据地外边打击敌人；地方部队应分散活动，打击修路、建点、残害群众的小股敌人。三、地方组织和人员应尽快隐蔽，尽量减少敌对我基层组织的破坏。”

吕正操司令员最后说：“这是让你们二闯曹营，根据前一段情况看，我认为你们能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当时，骑兵团的干部对军区的决定很有些不解。###回忆说：“马团长传达后，干部们立即议论起来，有的说：‘首长们知道骑兵目标大，在敌人扫荡点碉日增情况下，很难活动，为什么还要我们再返中心区呢？’有的说‘我们这三个连冲出来不容易啊！其他三个连凶多吉少，为什么还要我们再进去呢？’有的说：‘如果让我们就近跳过津浦路以东连续袭击敌沿线车站、县城，这该有多大作用啊。’”

今天，我们站在历史的角度看，对冀中军区让骑兵团回到腹心区去倒没有什么不解，对###提到的“指示”倒有些迷惑不解。因为我们知道，正是在22日同一天，冀中区党委、冀中军区再次发出指示，要求第六、八、九军分区主力部队回到中心区去，这里怎么又要求“主力部队应尽快外转”呢？难道说，冀中领导机关会在同一天发出两份相互矛盾的指示吗？或许有人会说：在这一天发出的电报指示，是针对六、八、九军分区而言的，而对###等的口头指示，是针对七军分区而言的。但###在回忆录中提到，他们首先就是去任河大地区，找八分区领导传达这个指示，没有找到，只好请八地委一位部长转为传达。这个历史疑点应如何解释？因无史料，只好暂且存疑。

5月16日至6月中旬：“剔抉清剿”（10）

据我们手头的资料，在5月22日以后至5月底，冀中领导机构又发出了两个指示：5月25日，冀中区党委、冀中军区发出《反敌“清剿”的指示》，指出，我之中心任务在敌之“清剿”地区是反“清剿”、反抓捕、保存力量；在外线是积极破坏袭击敌重要点线并准备敌之再合围“清剿”。“反清剿武装斗争在内线主力军应分散到排，甚至班，必要时穿便衣……外线主力军，不是分散活动，而是集中一定兵力袭击敌重要城镇与交通线。”5月31日，冀中区党委、军区发出《关于坚持冀中区工作的指示》，指出：目前形势之严重，非短时期所能打开，因此我之方针，除不放弃一切可能与敌斗争外，必须尽一切可能保存力量，以待时机。各主力部队，应远出敌后空隙地区，进行休整。

显然，这两个指示，在精神上有很大的不同。第一个指示虽也提到“在内线主力军应分散到排，甚至班，必要时穿便衣，”但没有提撤离中心区，转至外线的事，分散活动

也好，穿上便衣也好，在内线的主力部队还是应在当地坚持斗争。而后一个指示，则提出各主力部队应转至外线，到敌人后方，进行休整。

前后两个指示，有如此大的不同，又与5月29日的两件事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两件事，一是在这一天接到八路军总部电报，同意冀中领导机关通过冀南转至安全地区的意见；二是八分区主力团23团一部在饶阳东西张岗村遭敌合围，伤亡惨重，团长谭斌阵亡，仅政委姚国民率少数人突出合围。

八路军总部的态度，对冀中军区领导人当然有很大影响，既然领导机关可以转移至安全地方，下属各军分区、各部队，当然也可转移。至于23团遭受严重损失，也使冀中军区领导人对敌情之严重有了一个新的估计。23团是八分区主力团，团长谭斌是红军干部，如此坚强的部队，如此坚强的干部，被敌打垮，这在冀中部队几年历史上，都是从未有过的。一次捕捉到这么多八路军正规军，大概也给日本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方文献中曾专门记载了此事，当然不免有些歪曲：另外，在第二天即29日，步兵第163联队第11中队在蠡县东南约20公里西张岗附近，搜索到敌军约450名，予以猛烈攻击，战斗结果敌遗尸245具，俘104人。

如果说，5月25日的指示还没有明确提到主力部队必须立刻外转。那么，6月4日，冀中军区则明确指示，各主力部队自拟路线，分别外转，仅留下部分基干团（即六连制小团）、地区队等坚持斗争。11日，冀中军区再次发出指示，督促主力部队迅速外转，补充的新战士要随走随收，不要等待。21日和25日，冀中区党委、冀中军区两次发出《关于青纱帐时期工作指示》，25日的指示在21日的指示基础上略有改动，但均要求主力部队迅速外转。25日的指示甚至说地区队在必要时也可相机外转。6月29日，七分区领导机关通过平汉路，到了路西行唐县口头镇，同日，九分区领导机关也转移到路西完县贾各庄，都离开了冀中。然而，这些指示，对八分区领导机关来说，却是迟了一步。

据当年在八分区电台工作的老人回忆，在“五一”“扫荡”期间，常德善、王远音带的电台一直工作正常，未出差错，为此还得到过分区首长的表扬。

如此说来，上面提到的冀中领导机关发出的各次指示，包括5月21、22日发出的要求主力部队返回中心区的指示及6月4日发出的主力外转，仅留下基干团、地区队坚持斗争的指示，八分区领导机构应该是都收到了。不过，收到指示是一回事，是否执行，则又是一回事。据说，有的军分区领导就不愿执行冀中军区5月21、22日主力部队返回中心区的指示，觉得那样部队肯定会被日本人打散。

以常德善的斗争经验和精明干练，他肯定会看出返回中心区凶多吉少。但不知为什么，6月初，常德善、王远音却率23团二营，再次从任河大地区进入八分区的中心区河间、肃宁地区。而这里，如前所述，正是敌人设好的“网”。通常的解释是说：常、王带部队返回中心区，是为了找到30团（基干团），根据军区6月4日的指示，基干团要留下坚持斗争，而在“五一”大“扫荡”之初，30团就在饶阳五公村遭敌合围，损失严重，电台在突围时埋了起来。与上级

失去电信联络。不过，失去了电信联络，就必须要军分区首长亲自前往传达有关指示吗？派一个得力干部携电台前去联系，不是一样吗？这里或许还有别的因素，比如说也许有这种可能性。常、王听到30团遭受严重损失的消息，心中一定很着急，可又偏偏联系不上，心中肯定更加着急，索性转回去看看。当时30团实际上是被打散了，一些人牺牲，一些人被俘，还有一些人回了家。团的干部，正在尽力收容。而29日，23团又遭合围，团长牺牲。在“五一”大“扫荡”中，各军分区部队都受了不小的损失，但八分区部队损失最大。这一切，大概是令常、王感到十分焦虑的，在这样心情支配下，做出了有失理智的决定。又比如，也可能常并不愿带部队返回中心区，“但王远音那多能说呀？要是王政委也像×军分区××一样，八竿子打不出个屁来，那还不得听军事干部的。”一些八分区的老人如此说。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或动机吧，反正事实是，6月初，常德善、王远音带部队返回了河间、肃宁一带中心区，恰恰钻进了日军虚网以待的地区。应该说，返回中心区，就已是向悲剧迈出了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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