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波小说

第4部分（第1页）

看了列了半张纸的清单，孙元起一方面感叹现代社会的优越，一方面对手里仅有的十枚鹰洋表示担心，谁知道一枚大洋能买多少东西。想来想去，还是得去找矮老头探探底儿。

这回可不能再穿西服了，得改穿长衫。长衫倒也简单，但孙元起是第一次穿，觉得非常别扭。怎么说呢？像是穿上了女生的连衣裙。走了几步，感觉这布好像裹在腿上，迈步都不得劲儿。

西服叠好了，放包裹里，挂在屋里的吊钩上。昨儿看见屋里有鼠迹，孙元起多了个心，不敢搁席上，怕被老鼠啃了。其他的手机、钱包、鹰洋等钱财都放书包里，随身带着。脚上还是袜子、皮鞋，虽然皮鞋配长衫有些怪，但没得换，只能将就。

拎起书包、扣上帽子往外走，总觉得自己哪儿不对劲，可又想不起来。走到门口，准备迈门槛的时候，才一拍脑袋：嗨，怪不得！长衫里面就光穿一内裤。平日里看女孩穿裙子看多了，以为穿长衫也一样。这出去要是遇到什么大人，一撩长衫下摆，露出两条光腿——多可乐啊。赶紧又回来，把西裤给穿上。；

老佟倒也好找，就在马神庙门口转悠呢。孙元起穿上长衫、戴着帽子，一时差点没认出来。昨儿虽说被吓得不清，可也得了五枚鹰洋。见是孙元起，就迎上去：“孙先生，您起得早啊。”

“早。”孙元起答道，“我问您老点事儿，成不？”

老佟乐了：“您可问对人啦！九门五城没有我老佟不知道的。您打听啥？”

孙元起想了一下，决定先问一简单的：“包子多少钱一个？”

老佟听了一趔趄，差点没栽倒：这年头还有这么问人的！定定神：“新出笼的肉包子两文一个，素馅儿的一文一个。”

这倒不贵！孙元起想了想，问：“一条毛巾呢？”

“上好的**十文，差点的六七十文，更差的，三四十文也是有的。”看来好坏之间，价格悬殊很大啊。

孙元起又问：“那脸盆多少钱一个？”

“脸盆？您是说洗脸的木盆吧？这可没准儿，估价生客得一百五十文，熟客八十文也能买一个。”这老佟看来心中确实有谱儿，说话不带打磕巴的。

……

问了半晌，把能想到的都问了一边，老佟都糊涂了：“您倒是想买什么呀？”

孙元起挠挠头，说：“那一个鹰洋值多少钱？”

“鹰洋不同，价也不一样。您的那是美利坚鹰洋，成色差些，估计能抵白银六分八到七分。”老佟笃定的说。

“鹰洋那么坚挺！”孙元起对于白银和铜钱的兑换率，一直停留在老师说的一比一千上：“一块将就换七百文钱啊！”

前半句老佟没听懂，后半句可听得一字不拉：“什么，七百？至少是一千一！”

“啊——？”原来鸦片进入中国之后，白银大量外流，导致白银和铜钱的比例从一比一千涨到一比一千六七，可孙元起不知道这些。心想：还是算了！自己去买东西，估计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呢！得，还是继续麻烦人家老佟吧！

孙元起打定主意之后，笑着对老佟说：“请问您老今儿有空么？”

老佟不知道这大高个儿打什么主意，眨巴眨巴眼睛，反问道：“您有什么事么？”

孙元起说：“是这样的，我啊，刚到京师，什么都没备，对物价也不了解，完全是一抹黑。出去买东西，一准儿被人涮咯。所以想烦请您老帮我买些东西。”

“哦，这样啊，行！都买什么东西啊？”老头儿回答嘎巴儿脆。

“就刚刚问您的那些。”

老头打量一眼孙元起，说：“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咱老佟也是一号儿，绝不做那昧心的事儿！”

孙元起立马解释说：“刚刚我那是不想麻烦您老，打算自己去。可听您老这么一说，才知道我根本不是那块料，这才烦请您老出马的。”

老头儿才拗过劲儿来：“行。可您要的东西我可记不全活……”

“我都记在这纸上了。”说完，从书包里掏出那张纸。

老佟摇摇头：“它认得我，我认不得它。”

“那您老就估计着买，都是日常起居必须的，合用就行。”孙元起也没辙儿了，“大概多少钱？”

老佟合计了一下：“我估摸着，两三块大洋一准儿能备齐！”

这比孙元起预计的要少得多，就从书包中掏出三块大洋递过去：“那就麻烦您老！”

“您瞧好吧。”老佟信心满满，转身要走。孙元起又喊住了他：“再问一个问题，昨儿那个叫丁韪良的外国老头住哪儿？”

四、读书都为稻粱谋

丁韪良（williamalexanderparsonsmartin，1827－1916），字冠西，美国印第安纳州人。出生于一个牧师家庭，父亲和兄弟都是牧师。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丁韪良志愿参加美国北长老会的海外传教使团，并被派往中国的宁波。随后为美国政府提供太平天国情报。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任美国公使列维廉的翻译，并参与起草《中美天津条约》。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一度回国，不久又来华，在北京建立教会并开办学校。1863年，丁韪良开始着手翻译美国人惠顿的《万国公法》，该书受到恭亲王等人的赏识，由总理衙门拨专款付印出版。1865年任同文馆教习。1869年，在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大力推荐下，丁韪良辞去了在美国北长老会的教职，出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直至1894年。期间，并曾担任清政府国际法方面的顾问。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得三品官衔。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光绪皇帝授丁韪良二品顶戴，并任命他为京师大学堂首任总教习。1902年，清廷颁令恢复京师大学堂，丁韪良又被重新任命为总教习。但西教习们因向清廷要求补偿薪金引起纠纷，新任管学大臣张百熙借“经费紧张”为由，集体辞退了丁韪良等西教习。1916年12月17日，丁韪良在北京去世，与妻子同葬于西直门外的一块墓地。

从1850年到1916年，除了中间有4年时间不在中国，丁韪良在中国共生活了62个年头，是清末在华外国人中首屈一指的“中国通”，同时也是一位充满争议的历史人物：一方面他积极宣传基督教，仇视义和团运动，主张列强划分势力范围、“以华制华”和由美国割据海南岛，以加强奴役中国；一方面多年从事翻译、教育的实际工作，并曾长期担任中国著名教育机构北京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的负责人，这使他无意之中在中国近代教育的酝酿和形成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他第一次正式地、全面地将国际法著作介绍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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