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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2页）

“东有巴、賨，绵亘百濮。”（汉&；#8226；扬雄《蜀都赋》）

“于东则左绵巴中，百濮所充。”（西晋&；#8226；左思《蜀都赋》）

“濮夷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百濮。”（西晋&；#8226；杜预《春秋释例》）

大致看来，濮地可能在蜀国东面的巴方附近和三峡、荆襄、夷陵一带，包括汉水以南和清江、澧水流域，向南或许还延伸到武陵山区。这里范围很广，人口很杂，历史上各种势力此消彼长，但只要把它与巴、楚关联，就有章可循。

至于江汉平原一带，先有三苗控制，接着巴人在此扩大影响，其后虎方扬威于商周、百濮散居在各地，最后才逐渐脱离巴方，沦为楚地。朱俊明先生认为“古荆为巴”，是很有道理的。公元前700年前后楚人发展的最初阶段，就是占了濮人的地盘起家的。濮人是否立国并不重要，但后来楚国的大片国土，基本都来自于濮。

“楚熊通……自立为武王，……始开濮地而有之。”（《史记&；#8226；楚世家》）

可见，楚脱胎于濮，濮共生于巴，濮人和楚人的基本群众都是巴人。

楚人立国之初，“濮在楚西南”。当时关中平原上的周王远眺南国，心里喜滋滋地想：“巴、濮、楚、邓，吾南土也”（《左传&；#8226；昭公九年》），此时的濮人尚有一席之地。但后来随着楚国渐强，濮人的生存空间再次被压缩，终于沦为“远夷”：

“巴、楚、邓，中夏之国，惟濮为远夷耳。”（《春秋左传正义》）

“中夏”这种说法，是一种以“夏”为中心的文化认同。先周之前以“有夏”为荣，相比而言，“濮”不仅是“夷”，而且是“远夷”，明显已被疏远。濮人从此淡出中原文明的视野，不再引人注意。

略有争议的是“彭”。

彭姓，是巴人的后裔——土家族的大姓。《括地志》中提到，楚国西南的濮地，曾有“彭州”，而且武王就是率领这些“西南夷诸州”伐纣的。又说古彭国在“戎府”以南，“戎府”即戎州都督府，是唐初设在四川宜宾的军政合一的最高权力机关。《括地志》又是唐代的书，因此这个描述很明确，它既不会是成都西北的彭州，也不大可能是江苏徐州的那个“彭城”。从方位上看，似乎重庆东南、乌江下游的彭水一带比较符合。

彭水是早期巴人西进的重要据点，著名的郁山盐泉就位于彭水东南。彭水也曾是中国西南地区举足轻重的历史重镇，此地汉属涪陵，唐置黔州，曾一度成为中央政府羁縻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中心。

问题是，巴蜀地区与“彭”有关的地方还有很多，岷江下游的成都南有彭山县，嘉陵江畔的阆中市郊也发现过彭城遗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尚书》中出现的“彭”，应该是古代巴国附近的一个小国，属于巴方军事联盟的一个组成部分。

顺便说说，夏商时期淮河流域的徐州一带也有过一个大彭国，后来被商王武丁所灭。有趣的是，就在西周取代殷商之后不久，淮河南面出现了一个新的诸侯国，它就是吴国。翻开《史记&；#8226；吴太伯世家》，头几句话就会让你吃一惊：吴国的开国之君，竟然是在周文王姬昌小时候就离开岐山神秘出走，一度杳无音讯的两位至亲伯父。这当中肯定有些蹊跷！

把心中的疑团搁一搁，且看剩下的“卢”、“髳”两国。

“卢”，一说在川南泸州，但杜预称之为“南蛮”，多数人认为应该就是“卢戎”。商周时期，汉江中游的荆楚腹地有两个唇齿相依的苗蛮小国，称为“罗国”和“卢国”。其中卢国（卢戎）位于今湖北襄阳以西的南漳一带，罗国则在南漳东面不远的宜城山区。汉水在这里有条支流叫蛮河，卢国和罗国一个在河的上游，一个在河的下游，彼此距离很近。

卢戎尊虎崇虎，也是巴人一脉。它面积虽小，实力不俗，不仅参加过武王伐纣，还曾联合罗国将新兴的楚国打得找不着北——公元前699年楚国伐罗，“罗与卢戎两军之，大败之”（《左传》）。不过这对难兄难弟终于后继乏力，先后为楚所灭。据说秦汉以后卢戎和罗人的后裔辗转来到朝鲜半岛，建立了辰韩、弁韩以及后来的新罗国，从此开创了朝鲜的历史，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韩国人自称“太极虎”，也似乎与西周和巴人有关。

“卢”在《牧誓》八国中虽然分量不重，但它附近有座山非常有名。此山是后世楚国的基业和起点，它就是位于蛮河南岸的荆山。荆山后来的故事，和岐山、巴人都有关系。

“髳”也是巴人的一支，这倒没人怀疑，但对它的具体位置却各执一辞。《括地志》云：“姚府以南，古髳国之地。”　“姚府”即姚州都督府，是唐代在今云南姚安设置的军政机关。姚安在云南中部，和岐山远隔千山万水，如果那里的人也跑到牧野凑热闹，就有些瞎胡闹了。《括地志》的说法不大可信，因此《辞海》说“髳”是“古代西南少数民族名，分布在今川南、滇北一带”，把古髳国的位置悄悄北移了一些，但仍然太远……

一个一个看下来，我们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常璩说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还真不是一句空话！

从《牧誓》八旅中我们看到，武王所率的王师中，除了周原本族的士兵，和西羌一带“有夏”遗民以外，尚有以“微”为代表的关中地区沿途归附的中原小国。这些力量虽然精锐，但毕竟还不足与纣王抗衡。剩下巴师五国，合蜀为六，已在兵力上占了大半——这就是“巴蜀之师”的班底！

更重要的是，从参与伐纣的八支人马的方位来看，庸人来自汉水流域，蜀人来自岷江流域，羌人来自渭河流域，髳人来自丹水流域，微人来自汾河流域，卢人来自蛮河流域，彭人来自乌江流域，濮人来自嘉陵江流域，基本上占据了整个关中平原及其西北、西南地区。甚至，跟随武王长途奔袭的那些巴蜀战士还只是冰山一角，他们身后所各自拥有的那一方水土才是“巴蜀之师”的真正含义：巴蜀地区始终为武王伐纣提供稳定的后方、不绝的后援，和极其广阔的战略纵深。

岐山，实际已动员了大半个中国的资源和力量与商王朝决战，胜负之数，可想而知！

这种立足巴蜀、通谋天下、纵横万里的政治智慧，着实让后世枭雄们受益非浅。三国时期的“智圣”诸葛亮这样说过：

“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诸葛亮《隆中对》）

益州，就是巴蜀之地；荆州，也是巴蜀的延伸。诸葛亮给刘备出的点子，说白了就是西周文武图商、秦王统一六国和刘邦平定天下的成功经验。你看，从两周、秦汉到三国，一千三百年的天下大势，表面上看是在中原逐鹿，底下的功夫却全在巴蜀。

但是，一个更大的疑问浮上心头：这样强大的后援力量，岐山又是怎样联络上的呢？难道，当时也出过一个“诸葛亮”吗？　。　想看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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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来，我们还要看看前面那个没怎么说清楚的“髳”。

《牧誓》这样重要的官方文件，对盟国的排位一定经过仔细的推敲。何况“礼”源于周，重视礼仪的传统，不会让武王犯下颠三倒四的低级错误，这就更让我们确信，《牧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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